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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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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纪念中国最伟大的现代派诗人穆旦·研究综述(二)  

2007-01-12 01:36:24|  分类: 纪念伟大的现代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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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最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穆旦
 
穆旦研究综述(二)
 
作者:陈林
 
根据现有资料,穆旦从高中时开始诗歌创造,他的诗才从那时就开始显露,而且非常敏捷。大学期间,穆旦就有比较成熟的诗作发表在香港、重庆两地的《大公报》上。至四十年代中期,穆旦早年的代表作如《还原作用》、《赞美》、《诗八首》、《出发》等,都已经发表,其中的十一首被闻一多收入了《现代诗钞》(1943年9月)。1945年1月,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了穆旦首部个人诗选集《探险队》。随着诗作的发表和结集出版,穆旦如“宝石出土,便放出了耀眼的光辉,当时就受到了不少读者赞美”(5)。

纪念中国最伟大的现代派诗人穆旦·研究综述(二)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6)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在第一阶段中,其他代表性的评论有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和《诗的新方向》、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李瑛的《读穆旦诗集》、默弓(陈敬容)的《真诚的声音》、唐湜的《诗的新生代》和《搏求者穆旦》(7)。这些文章有的是穆旦专论,有的则将穆旦置于新潮诗人群中来论述;有的是理论的总结,有的则是直觉印象式的描述。这些文章数量不多,但对穆旦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是准确深入的,至今仍被研究者作为经典而广泛引用。

在《一个中国诗人》中,王佐良指出了穆旦抒情诗中的现实主义品质;并且和当时一般中国作家的“冷淡”和“空虚”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实的,主要的调子是痛苦,其原因在于别的很多作家只是在抄袭西方二流作家的文字,而且“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穆旦则没有模仿,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而是以一种“受难的品质”,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

王佐良分析了穆旦诗歌的艺术手法,指出他采用了“辨证”手法,而且不仅用头脑思想,还用身体思想,这使得他的《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成为“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王佐良赞赏穆旦在表达方式上弃绝古典的词藻而运用现代白话,并有着许多人家想象不到的排列组合,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这种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王佐良认为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上帝”,这在缺乏精神上的起伏、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的中国,是一件几乎完全新的事,值得诗歌界的注意。

王文引起争议之处在于,他否认穆旦对于西方诗人的模仿。其实穆旦对艾略特的模仿是大量的。简单地说,模仿并不妨碍诗人情感的真实性,问题在于诗人是否能将“拿来”的东西恰当地溶入现实的情境、主体的情思,是否在表达上做到了有机统一。从这些方面来看,穆旦是成功的。

王文另外引起争议和误会的是,他断言穆旦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澈底的无知”。不过王佐良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说法,认为穆旦的身子骨里毕竟有悠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他对于形式的注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12)。结合上下文来看,王佐良原来的说法似乎也并没有错,他只是在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突出穆旦“最好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同时代其他大多数诗人所缺乏的,即敏感、真诚、尖锐、丰富、深刻和新颖。

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是对中国四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现代化”新诗潮流的理论总结,而穆旦是作为这种潮流的代表被推出的。袁可嘉认为这种现代诗歌潮流已经形成了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袁对这种新诗的主题意识和表现方法的概括,基本上也可用来描述穆旦作品的总体特征。袁可嘉在四十年代末写了一系列的论新诗现代化的论文,发表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报刊杂志上,而这些刊物也基本上是穆旦经常发表诗作的地方,因此两人的理论与作品得以相互阐发,在现代诗人群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唐湜的《搏求者穆旦》是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穆旦专论,最为全面、细致和深入,以其偏于印象感悟式的优美笔调,着重欣赏解说穆旦作品中的辨证观念、艺术风格和诗人的思想、精神气质。

唐湜以大量的作品为例,详细地分析了穆旦作品中的辨证观念。由于这种辨证的基础是,诗人用自我生活感觉与内在情感同化了又贯穿了外在的一切,因此“他的受难的精神历程与中国新时代受难的历史过程正可以相互印证”。

唐湜分析了穆旦的精神气质,是“自然主义”而非“客观主义”,他把自我分裂为“生理的自我”和“心理的自我”,使二者展开辨证的追求与抗争。唐湜认为穆旦是“想用自然的精神来统一历史”,他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而且充满了辨证的因素,但却不是历史的唯物论”。唐湜并没有清晰地阐明何谓“自然的精神”,而穆旦诗中对于那个远在混乱现实和苍白语言之外的上帝,对于绝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是激越而执著的,他的思想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通过对现实的猛烈抨击和极端否定而表现出来,并非简单地追求返回到原始浑朴的自然状态。

唐湜指出穆旦诗里的悲观气氛和动摇怀疑的色彩表现得特别显著,他认为这种自我意识旺盛的个人主义与悲剧精神正是一切布尔乔亚时代共有的精神,同时有着T.S.艾略特以来的现代主义新传统的光彩。唐湜给了这位搏求者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所表现的是他的全人格,新时代的精神风格、虔诚的智者的风度与深沉的思想者的力量。这些都是经典的知人之论,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
 
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是读《穆旦诗集》的感想。周指出穆旦把英美玄学派诗人和现代派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的诗歌传统运用到自己的诗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文章发表后,穆旦写信给周说,诗集出版后的评论中他最喜欢这篇和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17)。

四十年代写成的这一批文章,有的将穆旦及其诗友跟中国当时的诗歌时尚相比较,凸显了穆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默弓(陈敬容)在《真诚的声音》一文中谈到,中国新诗虽还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的历史,无形中却已经有了两个传统,一个尽唱的是“梦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是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把它应有的将人生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神圣任务,反倒搁置一旁。

陈敬容认为牧歌的时代、史诗的时代都过去了,浪漫派、象征派、鞑鞑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许许多多的名目也都再不能完全适合现代的需要,她认为现在应该追求“诗的现代性”,而目前中国新诗的时尚,与现代诗潮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穆旦们的创作则是近年来新诗真正的收获。唐湜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认为,目前中国诗坛上有两个浪峰,其中一个就是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他们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继承的是T.S.艾略特、奥登、史班德们的诗歌传统。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认为,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在肯定和赞誉的声音之外,也有极端否定的意见存在。一个北平出版的“文艺”刊物攻击属于“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的穆旦、袁可嘉、郑敏等,谩骂他们是些“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将其划入该打击的敌人之列(20)。这是毫无可取之处的议论,不过倒是从反面映衬出了穆旦的文学地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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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艺之花》。《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第122页。
(6)原载伦敦《生活与文学》(LIFE ANDLETTERS),1946年6月号。《穆旦诗集(1939—1945)》于1947年5月由作者自费在沈阳出版时,此文作为附录被收入,后又发表于北京《文学杂志》,1947年8月号。本文引用时采自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
(7)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诗的新方向》,《新路周刊》,1948年第1期。周珏良:《读穆旦的诗》,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7月12日。李瑛:《读穆旦诗集》,天津《益世报》,1947年9月27日。默弓(陈敬容):《真诚的声音》,上海《诗创造》,1948年6月,第12辑。唐湜:《搏求者穆旦》,上海《中国新诗》,1948年8、9月号;《诗的新生代》,上海《诗创造》,1948年2月,第8辑。
(8)王佐良:《论穆旦的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第6页。
(9)参见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第20页。
(10)参见编辑部:《编余小记》。《诗创造》,1947年11月,第5辑,第30页。
(11)杜运燮编:《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月初版。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
(12)杜运燮编:《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初版。
(13)参见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第182页。
(14)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27-36页。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37-41页;后收入袁可嘉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
(15)马文通:《谈查良铮的诗歌翻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78页。
(16)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同上,第8页。
(17)参见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第四节《穆旦的译诗原则》。同上,第116~118页。
(18)参见周珏良:《读查译本〈唐璜〉》,《读书》,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6期,第44-48页。杜运燮:《怀穆旦》,同前,1981年第8期,第120-124页。
(19)参见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孙志鸣:《诗田里的一位辛勤的耕耘者》。《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20)林真:《曾使我激动和哭泣——读穆旦的诗集》,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5日;林真:《穆旦诗作的特色》(上、下),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6、28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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