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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最伟大的现代派诗人穆旦·研究综述(三)  

2007-01-12 01:55:06|  分类: 纪念伟大的现代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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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最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穆旦
 
穆旦研究综述(三)
 
作者:陈林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穆旦频频受到左倾政治的迫害,直到含冤去世。1981年,穆旦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穆旦研究几乎完全停止。

自1979年起,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北京《诗刊》,天津《新港》、《天津日报》和《美洲华侨日报》等先后发表了穆旦的一些遗作和关于他的回忆与评论文章,穆旦开始被“重新发现”,穆旦研究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文学语境中展开和深入,并取得了一批新的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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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8年的穆旦研究,以198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穆旦学术讨论会”为阶段性标志。这一时期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1986年1月《穆旦诗选》和1987年11月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出版(21)。本阶段的研究,大致分为作品研究和生平研究两类。前者又可分为穆旦诗歌和翻译艺术研究两种。

随着1981年《九叶集》的出版(22),穆旦开始作为“九叶诗派”最重要的一员见诸研究者的笔端。这时候对穆旦的评述大多是与对九叶诗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将诗人放置在一定时期内中外诗歌潮流中来考察,在纵横坐标的参照中见出其流派特征,但其个体特征和意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的阐明,这一缺陷在穆旦与英美现代派诗人的比较研究中特别突出。然而这种方法至今还被一些研究者采用,二十年来这样的论文不在少数。其实“九叶诗派”本身就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而穆旦早在“九叶诗人”集合于1948年创刊的《中国新诗》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三本诗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因此后来有人明确地反对这种方法(23)。不过这种情况在《穆旦诗选》出版后有了很大转变。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是为了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而出的一本隆重的纪念文集,收录了1979年以来大陆和香港两地穆旦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并有《对穆旦诗的评论简摘(1946—1985)》、《穆旦小传》、《穆旦(查良铮)著译目录》和附诗等内容,是穆旦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在穆旦诗歌研究方面,王佐良的《穆旦:由来与归宿》具体谈到了英国现代派诗如何影响了穆旦和他的年轻诗友。王认为他们是将西欧的现代主义,同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诗歌传统结合起来了的,这一结合产生了不少好诗。王认为“无论如何,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带着新的诗歌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罢了”。王佐良还谈到了穆旦晚年的诗作,认为诗人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他认为《冬》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

袁可嘉的《诗人穆旦的位置》,以具体的作品分析和比较,讨论了穆旦诗的风格,即“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和“新诗历史上少有的”“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以及“新诗中少见的”现代派诗歌特征。袁可嘉回忆了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化新诗潮的由来和发展,认为“穆旦是是站在40年代新诗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不过袁又指出,这样的“彻底性”难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诗作中带来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涩,使他的作品到今天还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周珏良的《穆旦的诗和译诗》回忆了穆旦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思想,即他“认为受旧诗词的影响大了对创作新诗不利”。周认为穆旦在写诗中明显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受西方诗传统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中国旧诗词的影响,这种“有意避开中国旧诗词的传统而取法他处”的做法,“确是十分有见识的”。周珏良同时认为,穆旦并非食洋不化,他博采众长之后酿成了自己的诗风,“他的诗结合炽热真挚的感情,深邃的沉思和完美的形式,成为一个艺术统一体”。周还谈到穆旦晚年诗作的风格特点:历尽沧桑,不无悒郁,但决不颓唐,格律更严谨,颇有悲剧崇高之美。他认为《冬》是压卷之作,可以代表穆旦晚年的成就。

郑敏的《诗人与矛盾》以具体作品为例,分析了穆旦诗中各种矛盾的力量及其冲突。郑敏借用了美国诗人奥森“场”的理论,认为穆旦的诗歌有着强大的磁场。郑敏指出,穆旦象不少现代作家,认识到突破平衡的困难和痛苦,但也象现代英雄主义者一样他并不梦想古典式的胜利的光荣,他准备忍受希望和幻灭的循环。郑敏认为穆旦的诗充满了他的时代,主要是40年代,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尝到的各种矛盾和苦恼的滋味,惆怅和迷惘,感情的繁复和强烈形成的语言的缠扭,紧结。郑敏认为穆旦的语言是诗人界临疯狂边缘的强烈的痛苦、热情的化身,它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这正好跟诗人痛苦痉挛的心灵,一个包含着火山预震的思维和心态产生艺术的协调。因此穆旦是“一个抹去了‘诗’和‘生命’的界线的诗人”。郑敏还着重分析了穆旦《诗八首》中三种力量的矛盾与亲和,从而把握诗中复杂的思维、线团化的情感和丰富的结构。郑敏认为穆旦在40年代写出了这样的诗,“说明中国新诗发展到40年代已经面临丰收和成熟”。郑敏最后回顾了穆旦取得如此诗歌成就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她总结说,要理解穆旦的诗是需要一些新的(即现代主义)理论知识和新的目光,不能以作家的受欢迎程度作为艺术的评价。

香港学者、诗人梁秉均的《穆旦与现代的“我”》,深入讨论了穆旦诗中的“我”及其现代性。梁秉均认为穆旦的诗是主体性(自我)“发展至内省阶段的现代主义作品”。梁秉均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指出穆旦的现代性在于他更自觉也更复杂地试验诗中的“我”。这种现代的“我”不同于斯彭德(按即前文中唐湜所译的“史班德”)所谓的“伏尔泰式的‘我’”。梁秉均还分析了穆旦诗中的另一个现代性标志,即对时间的主观的处理方法。梁秉均认为,由于不相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一个一成不变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然也使穆旦在表达和信仰两方面,不轻易接受外加的格式和未经感受的理想,他试图创造一套新的艺术形式及语言,寻找一个“可以感觉得到的信念”。梁总结说,在穆旦的那个时代,他诗中现代的“我”令他有别于那些把“我”当作传道者或号手的教条主义者,亦令他有别于那些对“我”缺乏批判和反省的伤感主义者;穆旦诗中的“我”走出了过去比较固定的自我的观念,但并没有走向虚幻,他诗中的“我”多少仍带着一种社会、文化或心理的身份,有变化也有比较可以追溯的特性,穆旦通过现代的“我”,还是想由小我具体写出时代。

蓝棣之《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是一篇总论性质的长篇论文,在综合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穆旦诗歌又有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评价。这篇论文重点讨论了穆旦诗歌的内容、创作构思的特点。

蓝棣之认为穆旦在1937年至1948年写的诗,从内容上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写现世的感情,写青春,写灵与肉的冲突;把这类诗贯穿起来,可以看到他灵魂的历程,即从浪漫主义的激情到现代主义的理性。另一类写对社会的感受,社会中的个人命运和体验。

蓝棣之认为,穆旦诗中“不时出现的虚无主义调子是因为对现实失望引起的,而不是从生命和存在本身引出来的”,这是他和存在主义不同的地方。蓝棣之认为穆旦的诗主要是对社会现实进行心理的和哲学的思考,因而超越了那些肤浅的所谓现实主义;他的诗有一种明显的客观性,有通常浪漫主义诗人没有的那种对生活的观察和理性;他的诗是各种思绪而非感情的综合,而这种思绪总的来说是现实的和入世的。

蓝棣之将穆旦诗的创作构思分为三种情况,重点分析讨论了第三种情况,即以理念为出发点,通过艺术想象捕捉意象和细节,然后成诗。蓝棣之认为在穆旦诗中,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最深的诗,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与传统拉开距离因而也是他最多创新的,就是这类诗了。蓝棣之讨论了这种写法与“传统的以具体事物为依傍表现感受的写法”各自的得失,以及穆旦的怀疑与困惑。他比较了穆旦与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闻一多等诗人在中西文化之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在刻露与空疏之间,在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诗之间选择的不同,并在这个面临选择的背景上评价穆旦诗的成就、贡献与得失。

蓝棣之认为,穆旦的诗“集中地表现了西方现代诗的长处和对传统的忽视,相当地欧化,但因此也就相当深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独特体验和现代主义的理性,诗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这乃是他的成就,但缺点也就在其中了,即他的诗有时缺乏诗的情趣,晦涩难懂。不过蓝棣之认为,随着时间的前进,穆旦的诗“会通过种种途径,首先在一些诗人中,然后在较高层次精神生活的人们中,有所渗透,逐步成为民族的一种文化遗产。这就是他的诗越到后来越有价值的原因”。这一看法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殷之和夏家善的《诗人穆旦早年在天津的新诗创作》,以及应之的《〈儿童花园〉与查良铮》,讨论的是穆旦早年的一些创作。应之认为查良铮的一篇小学习作《不是这样的讲》“可以说是一篇颇有意味的‘微型小说’。查良铮的文学道路也可以说从这里开始”。

殷之和夏家善指出,穆旦在30年代写的诗歌大多为忧民伤国之作,表达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探求,读者能从中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殷之和夏家善同时指出,“在同一时期发表的青年学生的新诗中,虽也不乏愤世忧国之作,但还是以抒写诸如母爱、恋情、乡思以及田园风光等个人感受居多”,相比之下,穆旦的视野就显得较为开阔,诗的蕴含也颇为丰富,开掘也较深。他们认为,从这些早期诗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显示出穆旦某种程度的“早熟”,和其后的诗歌创作前后相承,一脉相贯。

殷之和夏家善不同意有的评论者的说法,即认为穆旦的诗受外国诗的影响多,受中国诗的影响少。他们以事实说明穆旦“在中学时期更多地受到了我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熏陶”。这些史料的发掘和议论,对于了解穆旦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对于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新诗的创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王圣思的《生命的搏动,知性的升华》是一篇细读赏析穆旦早期诗歌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名作欣赏》1988年第2期上,收入纪念文集时略作了文字上的删改。《名作欣赏》1988年第3期上发表了叶橹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风云变幻的投影》,是细读赏析穆旦晚年组诗的文章,纪念文集未收录。前面提到的郑敏的《诗人与矛盾》,也是属于细读阐释一类。这些文章从诗人具体的诗作入手,分析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手法,阐释诗人的情绪和思想,进而评价诗人的意义与价值。叶橹的文章特别将穆旦的晚年组诗与1976年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对比阐发,对于理解诗人晚年的心境和思想历程是很有帮助的。
 
在穆旦诗歌的比较研究方面,本时期并没有专文讨论,只在整体评述穆旦、九叶诗人和现代主义诗歌时有所提及。收录在纪念文集中的主要代表作有王佐良的《穆旦:由来与归宿》、袁可嘉的《诗人穆旦的位置》和周珏良的《穆旦的诗和译诗》等。另外未收录纪念文集但同样属于代表作的有:王佐良的《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和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46)等。这些作者都是穆旦的大学同学和诗友,同时又是研究英语文学的专家,他们提供的史料、分析和评述,较之四十年代的文章更为具体详实和深入细致,揭示了穆旦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影响的时代背景、文学潮流、个人学养,以及这种影响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是后来的学者推进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
 
在穆旦翻译艺术研究方面,纪念文集中香港学者马文通、大陆学者孙剑平分别有专文论述,王佐良、周珏良、杜运燮等人的文章中也有专门的文字予以介绍和评价。

马文通称查良铮(穆旦)是“一个杰出的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的一人”(47)。他在文中将查良铮诗歌翻译质的发展概况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并对其翻译艺术作了总体的评述。

孙剑平的《查良铮译〈欧根"奥涅金〉的艺术成就》则从一部作品入手,分析和总结查良铮的翻译艺术。他认为,在《欧根"奥涅金》的五个译本中,“若以诗味浓郁、才气横溢而论,当首推查译本”。

王佐良则认为在《唐璜》这部巨著中,“译者的一支能适应各种变化的诗笔,译者的白话体诗歌语言,译者对诗歌女神的脾气的熟悉,译者要在文学上继续有所建树的决心——这一切都体现在这个译本之中”(49),他认为穆旦翻译《唐璜》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杜运燮则在他的文章中辟专节谈到了穆旦的译诗原则(50)。另外早在1981年,周珏良和杜运燮先后在《读书》上撰文,谈到了穆旦的翻译艺术(51)。
 
对穆旦生平的研究是从本时期开始的,主要的代表作都收录在纪念文集中。这些文章的作者分别是穆旦的亲人、同学、诗友和学生(忘年交),他们作为知情人所提供的史料,为人们勾画出穆旦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立体形象:他的家世、求学、坎坷的经历以及他的性格、气质、思想和人格力量。这些文章对于了解穆旦创作和精神发展的历程,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郭保卫和孙志鸣的两篇回忆文章(52),里面引用了不少穆旦的诗论。由于穆旦一生极少写评论文章,这两篇回忆文章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另外较早发表而大陆刊物未见收录的比较重要的穆旦研究专文,主要有林真1983年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的三篇文章:《曾使我激动和哭泣》、《穆旦诗作的特色》(上、下)(53)。林真结合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痛苦经验和所见所感,谈到了读穆旦诗作的感受。她认为,“穆旦以诗人的心灵敏感地捕捉了抗日战争的八年中祖国和它的子女所受的种种苦难,写成了诗篇。在战争期间,激励同胞、增强抗日卫国的信心。在和平时期,仍能起着教导同胞热爱祖国,忆苦思甜的作用”。在《穆旦诗作的特色》上篇中,林真分析评价了穆旦诗作的白话写作和“陌生化”手法,认为穆旦的诗,就如英国批评家李维斯(E.R.Leavis)所说,要“透过文字去感觉”的。在下篇中,林真比较了穆旦与古代诗人在生活上的不同,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截然不同,而且“在文化上又对传统全然无知”,因此他的诗便有很大的独创性,不受传统的影响,这是他成功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王佐良四十年代的夸张造成的误会。林真由这种误会得出结论: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全然的无知,无法从中国传统中吸取有益的养份,他的诗不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这是穆旦和台湾某些现代诗人悄然退出诗坛的原因。如果林真对穆旦的生平和研究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到如今想必会修正她的结论吧。
 
1988年5月25日在京召开的“穆旦学术研讨会”,目的是为了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促进对其著译成就和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56)。发言者探讨了穆旦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他的思想特质和人格精神,认为我们需要穆旦这样的诗人,我们要重新发现穆旦,运用具体的方法分析介绍他的诗作,使新一代的读者从中获得艺术营养和精神力量。这次研讨会确实是本时期穆旦研究的一个恰当的总结,也是下一个时期深化研究的良好开端。
 

注释:
——————————————
(21)杜运燮编:《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月初版。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
(22) 杜运燮编:《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初版。
(23)参见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第182页。
(24)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5页。
(25) 同上,第6页。
(26) 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同上,第11页。
(27) 同上,第13页。
(28) 同上,第17页。
(29) 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同上,第20页。
(30) 同上,第21页。
(31) 同上,第21页。
(32) 同上,第27页。
(33) 郑敏:《诗人与矛盾》。同上,第32页。
(34) 同上,第33页。
(35) 同上,第40页。
(36) 梁秉均:《穆旦与现代的“我”》。同上,第43页。
(37) 同上,第48页。
(38) 同上,第53页。
(39)蓝棣之:《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同上,第68、69页。
(40) 同上,第73页。
(41) 同上,第75页。
(42) 同上,第76页。
(43) 应之:《〈儿童花园〉与查良铮》。同上,第109页。
(44)殷之、夏家善:《诗人穆旦早年在天津的新诗创作》。同上,第105页。
(45) 同上,第106页。
(46)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27-36页。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37-41页;后收入袁可嘉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
(47)马文通:《谈查良铮的诗歌翻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78页。
(48)孙剑平:《查良铮译〈欧根"奥涅金〉的艺术成就》。同上,第86页。
(49) 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同上,第8页。
(50)参见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第四节《穆旦的译诗原则》。同上,第116页。
(51)参见周珏良:《读查译本〈唐璜〉》,《读书》,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6期,第44-48页。杜运燮:《怀穆旦》,同前,1981年第8期,第120-124页。
(52)参见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孙志鸣:《诗田里的一位辛勤的耕耘者》。《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53)林真:《曾使我激动和哭泣——读穆旦的诗集》,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5日;林真:《穆旦诗作的特色》(上、下),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6、28日。
(54)林真:《曾使我激动和哭泣——读穆旦的诗集》,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5日。
(55)林真:《穆旦诗作的特色》(下),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8日。
(56)刘文武:《穆旦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外国文学》(双月刊),1988年第4期,第94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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