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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纪念诗人穆旦:寻求现代性(三)  

2007-01-17 04:58:29|  分类: 纪念伟大的现代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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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最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穆旦
 
第二章 寻求现代性(三)
——穆旦对艾略特诗学理论的接受
 
作者:陈林
 
二、“客观对应物”理论
Objective Correlative
 
“客观对应物”理论是艾略特在其著名论文《哈姆雷特》(Hamlet andhisproblems)中提出来的。这篇论文也收入在《圣林》中。艾略特认为:“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联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24)。

很显然,“客观对应物”理论与“非个性化”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客观对应物”正是作家和诗人将自己的情绪、感觉和思想得到“艺术”表达的重要方法,也是现代主义诗歌区别于浪漫主义的重要特征。

穆旦对“客观对应物”理论的接受,其实也是针对新诗中泛滥的“感伤主义”而来的。他在晚年还用这一理论教青年朋友写诗。他说:“你说要形容一个病人,是用‘我难受呵’、‘我快死了’这样的句子,可使人体会到他的苦境呢?还是说: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药也没钱去买,吃的东西已经光了,房子破旧,冷风吹着梁上的尘灰,医生已很久不来了……你看,哪一种写法能使读者感受更深一些呢?”(25)

穆旦的这番话,是“客观对应物”理论形象的解说。穆旦在自己的诗中就经常运用“客观对应物”的手法,来表达情绪、感觉和思想,这使他的作品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抗战爆发以来,新诗中口号诗颇为流行,“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26)。而穆旦的抗战诗则具有不同的品质。

以他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27)为例,这首诗也是号召民众奋勇杀敌的,其中也有对国民怯懦、庸俗、琐碎性格的批判。但全诗没有一句概念化的说教、口号式的呐喊,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他们的性格。拥挤在防空洞里,人们的谈话却与战争无关:

他笑着,你不应该放过这个消遣的时机,
这是上海的申报,唉这五光十色的新闻。

我说,一切完了吧,让我们出去!
但是他拉住我,这是不是你的好友,
她在上海的饭店结了婚,看看这启事!
 
这样的写作角度隐含了诗人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插入的叙事诗里得到了深化和加强,因为穆旦通过隐喻将怯懦、庸俗、琐碎的性格普遍化了,使作品上升到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国民性格的批判和改造:

O看,在古代的大森林里,
那个渐渐冰冷了的僵尸!
 
“毁灭,毁灭”一个声音喊,
“你那枉然的古旧的炉丹。
死在梦里!坠入你的苦难!
听你极乐的嗓子多么洪亮!”
 

在诗的最后,穆旦通过一个幻想的场景来表现奋勇杀敌的情绪,在这个场景里,怯懦苟安的旧我已经死去,新的我勇敢地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胜利了,他说,打下几架敌机?
我笑,是我。……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
而发见我自己死在那儿
僵硬的,满脸是欢笑,眼泪,和叹息。
 
 
穆旦在三四十年代对“客观对应物”理论的坚持,使他的作品在传达特定倾向性的同时,还保有了相当的艺术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在全民大唱颂歌、诗歌一体化的五十年代,穆旦在创作上仍然坚持“客观对应物”理论,表现了他卓然独立的艺术品格与人格风范,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写于1957年的《葬歌》(28),意在表现新中国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痛苦的精神历程和改造的决心。与当时流行的口号标语式的做诗法不同,《葬歌》将“希望”、“回忆”、“爱情”、“信念”等抽象的感情拟人化,使它们对“我”进行“呼喊”,“规劝”,“援助”,同时展现“我”的矛盾的心理。这一系列情节真实地再现了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痛苦的精神历程。在诗的末尾,穆旦明确地表达了改造的决心:
 

这总归不过是
一个旧的知识分子,他所经历的曲折;
他的包袱很重,你们都已看到;他决心
和你们并肩前进,这儿表出他的欢乐。
……我的葬歌只算唱了一半,
那后一半,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应该说,这首诗所表达的知识分子的情绪、态度与思想都是真诚和积极的。然而,署名“黎之”的《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29)却断章取义,对穆旦大加讨伐,称《葬歌》“几乎是一个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污蔑”。

署名“李树尔”的《穆旦的“葬歌”埋葬了什么?》(30)则称“我读了几遍之后,才弄明白了这首诗的意思”,“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好象是‘旧我’的葬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它的本质是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作品”。李树尔进而联系时事,对穆旦进行政治上的诬陷。
 
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31)也是用“客观对应物”手法写成是作品,他的主要动机是:当时党中央号召解除顾虑、大鸣大放,可是还有个别不鸣不放的现象,他想对这种落后现象加以讽刺;当时想到有几种“怀有顾虑”的情况,就把这几种情况凑在一起,编造成一个故事,使故事充满了否定性细节;这些细节原是指个别现象,而且是通过一个被讽刺的落后人物的角度来掌握的(32)。
 
从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作品的语气来看,诗人确实是在讽刺落后的“我”,讽刺“我”的油滑投机。不幸的是,戴伯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对“九十九家争鸣记”的批评》(33),称“作者尽管用了隐晦的笔法,但是也不能掩饰它所流露出来的对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不信任和不满”,作者是在“鱼目混珠地借‘批评’某些人不敢放手‘鸣’、‘放’,对整风运动暗施冷箭”,进而暗示穆旦是“右派分子”,在向党“大肆进攻”。自此以后,穆旦不再有机会公开发表诗作。
 
所有这些旨在说明,穆旦对“客观对应物”理论是持非常接受的态度的,这种接受源于穆旦对诗歌“艺术性”的执着。他在晚年还表达了对感伤主义泛滥的诗歌现状的不满:“诗的目前处境是一条沉船,早离开它早得救。它那来回重复的几个词儿能表达什么特殊的、新鲜的、或复杂的现实及其思想感情吗?不能。小说自然是最好的工具,叙事诗也许可以”(34)。

穆旦清楚地知道,表达特殊的、新鲜的、复杂的现实及其思想感情,唯一艺术的办法就是使它们得到形象的表现,口号和标语只能使诗歌走上死路。对艺术性的坚持,最终却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穆旦始料未及的。
 
 
注释略

(未完待续)
 
纪念中国最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穆旦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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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诗荒原上的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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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寻求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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