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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诗人穆旦:寻求现代性(四)  

2007-01-17 05:10:43|  分类: 纪念伟大的现代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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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最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穆旦
 
第二章 寻求现代性(四)
——穆旦对艾略特诗学理论的接受
 
作者:陈林
 
三、“智性”intellectual和“思想知觉化”(thepresence of the idea in theimage)
 
艾略特在《但丁论》(Dante)一文中反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M.PAULVALéRY)的观点,即认为现代诗歌不再需要“哲理”,“哲理”和“诗美”是可以分离的。艾略特则认为,现代诗人能够在诗中处理哲学观念,诗人不是将它作为辩论的素材,而是用它来观察生活(35)。他推崇但丁,认为但丁的《神曲》是“哲理”与“诗美”相结合的典范。

在《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Poets)一文中,艾略特强调:“智性越强就越好;智性越强他(指诗人)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他把它们转化为诗,而不仅仅是诗意盎然地对它们进行思考”(36)。

艾略特如此强调“智性”的诗,是因为现代人生已经变得缺乏抒情成分,现代生活里难得有抒写性灵的闲逸际遇。

现代派诗人徐迟在三十年代末称艾略特对抒情的“放逐”,“点破了这个时代的诗的新方向”(37)。学者邢光祖在四十年代的评介文章中,称艾略特的诗是“智慧”(现在一般称“智性”或“知性”)的诗,即诗人把他独具的人生宇宙的见解——智慧之果——给装进诗的形式和字句的音乐内,把观念消融在意象中,情感的意态化滤在客观事物的描摹暗示里,把观察凝成一种境界,透示出一种心灵的状态(38)。
 
与“智性”这一概念紧密相关的,是艾略特所强调的“机智”(wit)。在《安德鲁·马维尔》一文中,艾略特将“机智”定义为“在轻快优雅的抒情格调下表现出来的一种坚实的理智”(39)。

袁可嘉将“机智”理解为,“表现于人生或诗里,它常流露为幽默、讽刺或自嘲”(40)。
 
姚丹通过分析艾略特对“机智”一词在不同语境中运用,指出“机智”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诗歌创造的最根本的因素想象力,这是智力,是一种均衡的整合的能力,是智力和感情的结合,不是漫无涯际的随意奔驰纵横的幻想力;它又是锋利的智力,脱离浪漫诗歌的朦胧,而把一切说得明白清晰,将思想以形象来表达”(41)。

由此可见,“智性”和“机智”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可以说,“机智”如果缺乏“智性”的因素,将沦为一种无聊空洞的文字游戏;而“智性”如果缺少“机智”的表达,也将成为一种枯燥的哲理说教。

与此二者紧密相关的,就是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所提出的“思想知觉化”理论。艾略特将“思想知觉化”看作是“智性诗人与思性诗人间的区别”(42),并将“思想知觉化”形象地解说成“象闻到玫瑰花香一样立刻感受到他们(按指“智性诗人”)的思想”(43)。

从这一点来看,“思想知觉化”理论与“客观对应物”理论有着本质的相通,前者指的是找到“思想”的客观对应物,而后者主要是指找到“情绪”的客观对应物。

“思想知觉化”的手法使“智性”的诗区别于一般的“哲理诗”。按照邢光祖的理解,哲理诗惯常是以诗的形式来阐发哲理,以诗的技巧作为说理的工具,诗和哲理井然地两分着;但是在智性的诗里,哲理早已脱胎换骨的在诗内消溶着,而诗是它的哲理的内容的肉身坐现,两者互为表里(44)。
 
“智性”和“思想知觉化”的理论对穆旦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穆旦曾撰文谈到这种玄学派诗风对现代诗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艾略特(T.S.Eliot)所带来的,一阵十七十八世纪的风吹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摆仑和雪莱的诗今日不但没有人摩仿着写,而且没有人再肯以他们的诗为鉴赏的标准了”(45)。
 
他在晚年和青年朋友谈诗时写到:“现在我们要求诗要明白无误地表现较深的思想,而且还得要用形象和感觉表现出来,使其不是论文,而是简短的诗”(46)。

在英美诗坛上,玄学诗人的传统正是通过艾略特的大力褒扬,才重新为人们所认识和肯定,并转化为现代派诗人重要的诗歌技巧。
 
穆旦对“智性”和“机智”的接受,也是针对感伤主义而来的,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他对“思想知觉化”的接受,同对“客观对应物”的接受一样,也是源于对诗歌艺术性的坚持。
 
感伤主义的虚伪、肤浅和幼稚,一直受到不少诗人和批评家的指责。究其根底,虚伪、肤浅和幼稚的毛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现实生活、个体生命缺乏深入的思考,因此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平淡无奇,流于无病呻吟、无关痛痒,甚至成为“瞒和骗”的文艺。
 
穆旦则强调“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在搜求诗的内容时,必须追究自己的生活,看其中有什么特别尖锐的感觉,一吐为快的。然后还得给它以适当的形象,不能抽象说出来”(47)。
 
他在创作上也正是这样。比如他写庸常的生活和工作对人的异化作用,以及人置身其中的无望感,就用了“污泥”、“猪”、“跳蚤”、“耗子”、“空壳”、“蛛网”等一联串刺人的形象来比喻,象征,烘托:

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
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
当他醒来时悲痛地呼喊  (48)

但诗人并没有直抒胸臆地宣泄内心的悲痛,他接下来叙述了诗中人物的困境:“他”和跳蚤耗子相爱,成了一具“空壳”,但又害怕把网住自己的蛛丝弄断。在诗的结尾,诗人也没有突然大叫,而是用“发现底惊异”来强化无望的感觉:

那里看出了变形的枉然,
开始学习着在地上走步,
一切是无边的,无边的迟缓

(49)。
 
很明显,这不是一首感伤的抒情诗,但从意象和思绪的转折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诗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首“智性”的诗,我们可以从中考察诗人对现实生活,对生命价值的思索。
 
在《我》(50)这首诗里,诗人对是个体生命的困境进行了哲学的思考和分析,但表达是诗意的,他用对四组“困境”的形象叙述来突出个体生命的孤独感,试举一例: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在《控诉》(51)这首诗里,诗人思考的是个人与现实社会的冲突,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青年所感受到的矛盾和痛苦。全诗没有悲愤的呐喊,而是对现实的描述,思考,对思考过程的形象展现,但是我们不难感受到“悲愤”在诗中的凝聚:
 
我们看见无数的耗子,人
避开了,计谋着,走出来,
支配了勇敢的,或者捐助
财产获得了荣名,社会的梁木。

我们看见,这样现实的态度
强过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
不毁于战争。服从,喝采,受苦,
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责任。
 
诗人对矛盾和痛苦心态的发现与表达同样是“智性”和“机智”的:

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
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在穆旦最著名的代表作《诗八首》里,诗人对“爱情”进行思考,他的思考是尖锐的,表达是诗意的,二者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了较多较深入的论述,笔者在此不需赘言。

“智性”、“机智”和“思想知觉化”贯穿了穆旦四十年代的写作,也构成穆旦五十年代以来诗歌创作的重要方面。

要而言之,穆旦在诗中致力思考和表达的,主要是个性生命的价值、个人与社会现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由于角度的新颖、思考的深入,他个人的思考和情绪往往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诗中的主人公成为了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在表达上由于注重艺术性,他的文字往往带上了浓重的“受难”的色彩。

毫无疑问,要对生活做深入的思考,追求“发现底惊异”,诗人的精神上不可能不经历苦难的考验,这是敏感多思的代价。穆旦的文字表明了这一点,而诗人的受难也因此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受难的心路历程。这是“智性”和“机智”的因素加入到新诗中的结果。
 
如果穆旦没有因为迫害而过早地停笔,我们也许能透过他的“智性”和“机智”的写作,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
 
 
 
注释略

(未完待续)
 
 
纪念中国最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穆旦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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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诗荒原上的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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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寻求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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