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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破译红楼时空密码,准确解答百年悬疑,主流红学全面破产

 
 
 

日志

 
 

邓遂夫大骂冯其庸:红学权威的瞎话及其他  

2007-10-18 04:45: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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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权威的瞎话及其他

驳新校本三版序言

 

博主按:今天转帖的是邓遂夫大骂冯其庸的一篇文章。我没有多的评论,一句话:狗咬狗,一嘴毛。

 


人文新校本《红楼梦》,自1982年到现在,已经问世二十五周年,现在即将出修订三版。书没见到,序言已经发表在近期的《红楼梦学刊》,并在网上广泛传播。又该有好戏看了!

 

好看就好看在,这篇由红学界个别权威撰写的序言,一上来就批评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简称庚辰校本),当然是着重批评作为该书校订者的我本人。如果在通常情况下,像这样对一本书和一个作者(包括校订者)提出批评,本来是件好事,有助于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促进一些文化或学术问题尽快得以澄清。

 

然而这篇由当今所谓红学权威撰写的序言,却显得很不寻常,很不冷静,连他所批评的这部书的前言后记和校勘说明都没有认真仔细地看,就在那里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说得振振有词。


瞎话之一:“新出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订本,尤其是○六年作家本,大量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订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事实是,○六年作家社所出庚辰校本的《校勘说明》中,分明写着:“本书的校订,尽可能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继而所列“参校书目”中,更清楚地包括了程高本、亚东本、人文旧本、俞校本、人文新校本等在内的一长串前人校本的名单。在书的后记里也再次强调:本书的校订“是在前人已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亚东本、作家旧本、人文旧本、俞校本、新校本、俞辑、陈辑、朱辑,即便是程高本和现存各脂本抄手所作的合理校订,也都分别对本书的校订提供了有益借鉴。”这些白纸黑字的话,权威的眼睛怎么就看不见?或者明明看见了,却不能像常人那样理解?不过,明眼人一见便知,权威在写这篇序时,显然窝着一肚皮的火,只是仓促间没有找好发泄的由头罢了,所以在那里尽说瞎话。现在既然他提到了这件事,不妨顺便反问他一句:过去的新校本在校订时亦明显存在着“大量用前人校订成果”的事实,为什么在其《校注凡例》中却只列了“参校”现存各脂本和程本,而绝口不提他们主要参照的俞校本、亚东本和人文旧本等有标点断句的现代校印本呢?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在这篇权威的序文中,把批评○六作家版庚辰校本的话,改为对新校本的自我检讨呢——这才真正合乎客观实际。像他现在这样自己不提继承前人校勘成果,却反而去高调指责公开宣称继承了前人成果的人,其滑稽就不是古人所称“五十步笑一百步”所能形容的了,倒更像是一个临阵脱逃了无穷步的将军,回过头来大言不惭地申斥坚守阵地而寸步不离的士兵为什么“胆怯”。

 

瞎话之二:庚辰校本“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


事实是,稍许看过一下庚辰校本的人都知道,此书乃“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之一,将补改字用黑体标出,是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原底本上的抄误和脱漏,便于对比研究。这和此前作家版的另一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简称甲戌校本)的体例是完全一致的。对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有着特殊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的脂评抄本的校订本,采取让人一目了然的透明化校订方式,已经在此前的五六年间受到专家、读者的普遍欢迎和赞赏。甲、庚二校本一经推出便连续再版,就是最好的证明。姑且不论这种“补改字用黑体”的方式优劣如何,总之其含意和作用即如上述,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试问:庚辰校本的《校勘说明》里何曾有一言半语,表明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就全是此本校订者“新校出来的”呢?怎么我们的权威连这么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都不具备?此外,这位作序的权威如果仔细地读一读甲、庚二本的《校勘说明》,还可以知道:已出版的这两种脂评校本的校订工作,岂止是“用黑体字排的文字”一项,还有数量远比这多出若干倍的原抄录者习惯性错字,因其出现频率较高,一般不涉及版本之间的内容歧异,便都采用了径改而不用黑体、亦不作校注的方式。若是再加上此本对新校本将原底本上的后人妄改字句亦误当成庚辰本文字加以认定的大范围纠正,以及对前人在断句、标点、分段等方面诸多讹误的纠正,就更能对比出作家版庚辰校本在《红楼梦》校勘上所取得的进展。说它在这大大地超越了新校本,亦并不为过吧。反正白纸黑字就摆在那儿,既不是我这个表白、也不是权威们的几句不实之词就可以改变得了的。但是,我不得不再次反问一下这位作序的权威:你真的拿得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庚辰校本上的所有校订、或者说“用黑体字排印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新校本“早就校出来的”吗?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不可以请你把自己的校订文字和以前的亚东本、作家旧本、人文旧本、尤其是俞校本作一个对比,看看新校本又该有百分之多少的校文(包括标点、断句等)是属于吸收前人成果的产物?


本来,这种违背起码常识和基本逻辑的言论,实在不值一提。但由于这样的瞎话出自当今的所谓权威之手,又赫然印在一个权威校本的前言里面,其对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误导,是不容忽视的。当然谁都可以用一些大致的统计数字去表明一个校订本与另一个校订本的水准差异,但关键在于,到底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哪一边——是该去统计各本之间的相同点还是不同点?想想看,一部出版了几百年的经典名著,如果说前前后后的校订本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校文都是相同的,那有什么奇怪?真正值得去统计和关注的,恰恰应该是那并不相同的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下的校文。别说百分之十,就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一,算算看在前八十回中该有多少——起码也得三四万字或六七千字吧(当然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红楼梦》文本校勘的突破与进展,恰恰就体现在这并不相同的三四万字或六七千字当中。这就如同我在庚辰校本的初版后记里提到的:“任何一个称职的后来校订者,都应该对前人的成果不满足才行,尤其是对前人留下的误校和未解难题,绝不可以等闲放过,更不可以不加辨析或不作深思地亦步亦趋,陈陈相因。”


我本人从来都没有说过我的校订就不存在错误,但甲、庚二校本最大的优长之处,恐怕正在于对以新校本和俞校本为代表的前人校订中陈陈相因的诸多误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排雷式搜索。这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学者和普通读者,都可以一目了然见到的。有人抓住其中难免会存在的一些误校,或他自以为是误校的一些文字大做文章,试图以此来贬低或全盘否定甲、庚二校本在《红楼梦》版本学和校勘学上取得的重大进展。我始终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情的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瞎话之三:“本书(指新校本)自初版以来,不断收到各地热心的红学朋友的来信来稿,有的热情鼓励,有的指出错误,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在此我们谨向以往所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谬商榷和来信来电的读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又是地地道道的瞎话。为什么呢?因为一看那扭曲不堪的古怪措词就知道,这种所谓的“感谢”,实在太不“衷心”,虚假得连脚背都盖不住。既然是欢迎和感谢别人的“指谬商榷”,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使用“所有”或“一切”之类的前置词就行了,却非得绞尽脑汁地在后面附加一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来信来电”的限制语,偏偏不包括在正规学术专著和其他校订本上对其“指谬商榷”的意见。序作者设下这道关卡的真正目的,说白了,正是为了不包括邓遂夫在庚辰校本的校订中所指出的新校本数以千计的校订失误,或者说在这次新版中部分地暗中改过了却羞于提及。


作为一种对照,本人在这篇小文中却要再次重申:不论是对已经出版的甲戌、庚辰二校本,抑或即将出版的蒙府校本,本人都一如既往地恳请所有的专家和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主要是纠错。我从来都公开承认自己的校订不可能没有错误,只要一经发现查实,我一定会迅速地加以改正,绝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让它错下去却还心安理得。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应该具备的学术品格问题。


但是我又不能不提醒一下个别的权威学者,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时代,过去那种拥有一点小小的权力便唯我独尊、对异己者动辄施以压制打击的思想态度,也到了该收敛一下的时候了。我当然明白,像我这样终于站出来对个别权威表示一点异议,往后的《红楼梦学刊》定然不会再停留于仅仅对邓遂夫的文章加以封杀,或仅仅暗中撤销我的红学会理事头衔和不让我参加一切学术会议等等,而会在继续围剿周汝昌、刘心武的同时,立即提升对邓遂夫的围剿火力。不过我总在想,难道他们就真的没有一点点勇气和自信,哪怕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学术刊物上稍微装一装样子,让那被围剿的对象也在上面说说话?难道让人说话天就真的会塌下来?

红学界“罢黜百家,独尊权术”的风气何时了!

 

行文至此,似乎得稍微解释一下我此前此后的基本态度。


凡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邓遂夫在学术上向来是个“拼命三郎”式的迂夫子。但在为人处事上,却是吃得亏、忍得气、想得开的豁达之人。尽管个别权威很早就以莫须有的理由,对我无端压制多年,我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公开站出来喊叫一声,更没有去打扫不时会降临的“门前雪”;年青时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也曾让我一度难以容忍他们对别人所施的暴力,但我还是一直克制着,没有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但我毕竟是人,不是泥塑木雕的无知觉者,难免不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偶尔流露一点不平之气。有的读者和网友因不了解情况,对我以前的某些文字可能会感到奇怪。不过此刻我仍然只想吼一嗓子就作罢,不想去揭那些令双方都不快的疮疤。虽然我预料得到,有人还会不断地给我颜色看。我依然会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知我罪我,其听之矣!


回头重看一遍前面的文字,忽然觉得是不是犀利了一点。本来那些瞎话就是人家急不择言暴露出来的软肋,回手可不可以温柔些。可试了试,还是没法改写——除非仍像过去那样隐忍不吭声。看来真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那事实的本身有点令他们“太伤自尊”,所以才略显犀利。

 

由此使我悟出,鲁迅当年的杂文,何以被称为“匕首与投枪”?并不是鲁迅的文字就真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而是他从来不去写隔靴搔痒的东西,忍无可忍了,才对准肇事者的软肋,闲闲地一刺,却往往让人痛彻肺腑。细品鲁迅的文风,其实和乃弟周作人的“苦雨斋”闲适文并无太大的差异;那让人感觉出来的差异,或许更多的正在于出手的部位不太相同吧。


所以,出于好心,我倒是建议那写序的权威,如果见到此文,觉得还稍有可取的话,不妨赶紧拾掇拾掇自己的序文,趁书还没印出来,或印出来了还没发行,干脆重印了撤换一下。学刊发了,网上贴了,也无甚要紧,那影响总是暂时的;书印出去让人看笑话,影响可就大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能够及时发现并改正谬误,能从善如流,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啊!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索性把心里憋了很久的一个想法一吐为快。


我想说的是周汝昌先生。他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尽管思维还很活跃,写作也异常勤奋,毕竟岁月不饶人,有他参与的研红时光恐怕不会太长了。我们要懂得珍惜!周先生即便真有什么不是,他毕竟给世人奉献了前所未有的那么一大笔学术财富,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尤其对当代红学的惠泽不可谓不深远。而他至今仍以老病之驱,如春蚕吐丝般不断地输送出浸润其灼灼思想光华的大量新著。对这样一个为红学、为中华文化献出终身的老人,再不珍惜,如何向世人、向历史作交待?


对周先生及其学术成果的珍惜,可以说在当今的绝大多数学者和红学爱好者当中都并不成问题,在海外也不成问题,在未来的历史上相信也不成问题。而问题恰恰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上,岂非咄咄怪事!


如今的红楼梦研究所没在这个单位,中国红学会也在这个单位,全国唯一的正式红学期刊《红楼梦学刊》也在这个单位,新校本的校订也在这个单位,红学的个别权威也在这个单位。但恕我直言,这个单位最大的亮点,恐怕还在于周汝昌先生的存在。若是有人刻意地想从自己的单位把周先生的影响尽可能抹掉,岂不是自毁长城!


不论权威们承认与否,周先生在红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以及他作为当代红学泰斗的不可替代的资格,甚至作为一个具有多方面造诣的真正的国学大师的身份,恐怕都是不容抹杀的。


不妨假设一下,要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或英国的牛津大学,拥有周汝昌先生这样的学术泰斗级人物,恐怕早就将其视为国宝,当作学府的最高偶像了——其珍贵与保护的规格不难想象。

 

可是,身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今最高龄的研究员而且著作等身、至今还笔耕不辍的周汝昌先生,由于长期以来无职无权,却成了本院大权在握(或曰在控)的个别权威切齿痛恨的眼中钉,甚至成了本院《红楼梦学刊》持续围剿(不乏人身攻击)的活靶子。


试问:这正常吗?这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准则吗?


今后该怎么对待,的确值得该院领导乃至我们国家相关领导深思!

 

                                                                                         (邓遂夫)2007年10月15日于释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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