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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破译红楼时空密码,准确解答百年悬疑,主流红学全面破产

 
 
 

日志

 
 

胡适——百年“红学”罪魁祸首  

2008-01-01 01:34:06|  分类: 横扫红学界牛鬼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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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百年“红学”罪魁祸首


一、紧咬谎言最顽固又最脆弱的一环


权倾一时的高官原来是个十恶不赦的流氓头子,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原来是个掠夺民脂民膏的贪污犯,鼓吹“公平正义”的所谓“良知守护者”早就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博学谦和的长者不过是个一贯撒谎的伪君子……唉,这常见的病态足以让还未陷入精神分裂的人们麻木不仁。


很多年以前,一位将要发疯(或者已经发疯)的诗人食指这样写道:


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对于赫赫扬扬已经百载的“红学界”而言,鄙人陈林显然成了某些谎言家眼中的“疯狗”,我不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而是“逮谁咬谁”,看来没打算放过任何一个公开散布学术谎言的“红学家”。我为这样一种“疯狗”、“毒蛇”的身份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百年“红学”集中体现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学术能力的低下和道德品质的败坏,这样一个烂疮疤必须被连皮带骨地撕咬掉,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巨大伤口才能得以愈合。


中国在没有价值观输出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胡紫薇面向全世界转述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评论给诚信沦丧的丑恶现实一记响亮的耳光,而我由此想到——在“红学界”的谎言彻底平息和被连根铲除之前,“红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所谓“显学”之一就是一个笑话,它无情地嘲弄着我们的学术,也无情地侮辱着我们备受侮辱的智力和道德。


在年末的深夜里,盛宴早已散场,悲伤仍在继续。我想起现实中的种种骗局,心潮澎湃,辗转难眠。我想起红楼梦研究从最初个人的兴趣热情,现在变成了一项似乎无可推卸的沉重的责任和义务,它似乎让我变成了一只扑火的飞蛾,去挑战那看似不可能挑战的极限。然而我看得非常清楚——谎言是我们每一个时代最顽固而又最脆弱的一环,摧毁它,我们才能为自己,为我们的孩子,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想要为过去一年中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个小结,然而深夜里巨大的键盘敲击声却让我狂想起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如果这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虚荣,我的肩膀早就被压垮;如果这不是一种“战斗”,那么年终的“贺岁”对于我,对于所有诚挚关心敝博的朋友而言,又有什么任何实在的“意义”?


我由此想到了百年“红学”谎言的始作俑者胡适先生。朋友们会看得很清楚,这一称谓,集中表达了我对胡适这个人的矛盾心态。作为在中国传播并践履“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普罗米修斯,胡适先生赢得了并将继续赢得那些尊从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乃至政治家的青睐;作为一名倡导“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现代学者,胡适先生在传承清代“朴学”传统和引进“实证主义”等方面自然有其历史与学术的崇高地位。然而,如果细致考察胡适先生在现代学术,尤其是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贡献”,我们或许只能遗憾地说,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跟他那些“放了小脚”的“白话新诗”一样,“但开风气不为师”。


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说,胡适先生的确是“不为师”,不堪为师,不能为师,不得为师;然而从反面的意义上来说,胡适先生的的确确是开了谬论的先河,开了谎言的大闸门。他的谬论贻害无穷,他的谎言祸及子孙。


在国共大决战的前夜,胡适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吴晗投奔圣地延安,向毛周汇报高校动态。据说毛这样估量胡适先生:“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据说胡适对此“嗤之以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参看《吴晗传》,苏双碧、王宏志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第220页。)


我要借用胡适先生的话——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不要相信胡适的那一套!

 

 

二、胡适先生言不由衷、信口开河、自相矛盾


关于胡适先生与小说《红楼梦》研究的关系,前人论述可谓夥矣。《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和《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这样的文献资料也已先后出版。但是,“红学界”的广大“研究者”和《红楼梦》的广大业余“发烧友”大概很少人注意到一个关于胡适先生与《红楼梦》的搞笑小段子。


大约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台湾的广播电台为广播全部《红楼梦》,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作准备,在正式广播的头一晚,为引起听众的注意,约请了几位《红楼梦》研究专家,如胡适先生、李宗侗先生和李辰冬先生,开一个座谈会,为电台捧场。


不料,胡适先生第一句话就说:“《红楼梦》毫无价值。”


主持人慌了,忙说:“胡先生,您这一讲我们明天还播不播?”


胡适先生不好意思,只好改口说:“我只讲讲《红楼梦》的考证,至于价值问题,请李先生讲好了。”


主持人又问:“《红楼梦》既无价值,胡先生为什么要考证它的作者呢?”


胡适先生回答说:“我只是对考证发生兴趣,对《红楼梦》本身不感兴趣。”


这个搞笑的段子是李辰冬先生说的,不会有假,它形象生动地反映出胡适先生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言不由衷、信口开河、自相矛盾的经典姿态。胡适先生一方面是“对考证发生兴趣”,另一方面却对考证对象本身(小说文本)“不感兴趣”,对考证对象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完全没有客观准确的把握。这样的“考证”怎么可能取得积极和正面的学术成就呢?


方法论是胡适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他说道: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1961年6月21日,胡适先生距去世还有8个月,大约是最后一次谈到了《红楼梦》,他说:“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


概括起来,胡适先生对自己“红学”研究最得意的部分,还是所谓将清儒治学的传统用到了《红楼梦》研究领域。余英时先生曾说:“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


然而不幸的是,只要我们认真去研究一下胡适先生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放的几个“大卫星”,就可以知道——胡适先生完完全全背离了他自己说倡导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背离了“朴学”传统,只有“大胆的假设”,而无“小心的求证”。


胡适先生是所谓“‘新红学’的‘开山祖师’”,他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中提出了三大论点:“曹雪芹自叙传说”、“曹寅家世说”和“高鹗续作说”。这三大论点,除了“曹寅家世说”可以勉强成立,所谓“曹雪芹自叙传说”和“高鹗续作说”这两大论点,可谓毫无实证的“一派胡言”。


关于“曹雪芹自叙传说”,我在此也不用多讲,概括起来就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是贾宝玉的小说原型人物”。这个结论有多荒谬?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知道——小说中的元春是以曹寅的长女曹佳氏(平郡王纳尔苏王妃)为原型的,贾宝玉是元春的弟弟,而从史料文献来看,曹雪芹却是曹佳氏的侄儿!如果胡适要坚持“自叙传说”,那么他应该得出结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佳氏的弟弟曹頫!如果是这样,作者“曹頫说”也论不到鄙人陈林今天来大声嚷嚷了!


《红楼梦》是一部“自传性”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白纸黑字的事实。由“自传性”这样一个事实出发,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得出曹頫是作者的正确结论!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说让胡适先生之后的“红学界”认定曹雪芹为作者的全部学者进退失据,胡言乱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学术骗子蔡义江,他干脆公然极力否认《红楼梦》的“自传性”;一个是学术骗子陈克艰,他干脆公然篡改“自传”的定义!


关于“高鹗续作说”,这是最令人气愤的一大“胡说八道”。“续作说”在胡适先生之前并非没有,但是“续作说”,尤其是“高鹗续作说”,产生极大祸害的罪魁祸首则非胡适先生莫属。


在胡适先生之前,我认为反击“续作说”最有力的应该是嘉庆道光时期的一位《红楼梦》评点家“太平闲人”张新之,他的评点本后来与王希廉、姚燮的评点合为一本,即清末民初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张新之在长达22年的阅读、评点之后这样写道:


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则所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参差夹杂增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赏,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石头记读法》)


张新之距《红楼梦》作者的时代和整体文化氛围并不遥远,他的文化层次也不算低,可张新之这样的人都觉得“前后全无差别”,让他来“增半回不能也”,现如今那么多肆意诋毁后四十回的家伙究竟算是什么东西?!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把后四十回读过哪怕一遍!?曾有报道说,著名作家刘心武要“续作”《红楼梦》后几十回,好嘛,刘大作家可以来试试看!中国当代作家都可以来试试看!


早在1935年5月,宋孔显先生就在《青年界》第七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的长文,有力地反驳了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的认为高鹗续书的四条“证据”,同时还根据后40回的情节内容反驳了俞平伯先生所提出的“文本证据”。宋先生提出:“(曹雪芹)披阅、增删,都是修改时的工作;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尤为成书后的手续。假使《红楼梦》全书未曾写完,哪能披阅、增删、纂目、分章呢?


1957年,林语堂先生发表《平心论高鹗》的长文,从“高本”(按,即后40回)的情节、人物文笔、“脂批”和史料等方面详细地反击了高鹗续作说。王蒙先生在《红楼启示录》一书中对后40回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有着跟林语堂先生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后40回不但从纵的方面接续、收拢和温习了前80回,而且在横的方面补充了前80回的不足。“所以,我宁愿设想是高鹗或某人在雪芹的未完成的原稿上编辑加工的结果,而觉得完全由另一人续作,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先例或后例的,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胡适先生鼓吹的“高鹗续作说”毫无实证,多年来不断受到挑战,但是这一谬论终于在以学术巨骗冯其庸为首的学术诈骗团伙红楼梦研究所的强势推广下成为所谓“主流观点”!

 

三、鼓吹“脂批”“脂本”是千古罪孽


胡适先生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最不可原谅的污点,就是首先鼓吹所谓带有“脂砚斋批语”的《红楼梦》“古抄本”。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胡适先生的鼓吹,“脂批”“脂本”的谎言才会在后来的80年终愈出愈奇,肆意侮辱中国人民的智力和道德。


1927年8月,胡适先生重金购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这个带有所谓“脂砚斋”“批语”的“古抄本”,看起来“全面证实”了胡适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三大假设,因此被称为“‘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现”。


然而,“脂批”是什么东西?从法学的角度来严格审查(因为这一事件涉及到相当的严重的《红楼梦》著作权的问题),“脂砚斋”的身份在被彻底确证之前,所谓“脂批”完完全全是毫无证明力的“匿名信”!自命推崇清儒“朴学”传统的胡适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毫无常识!


从学术考证的角度来看,胡适先生显然也没有看到“甲戌本”的批语和正文分别剽窃了1884年才出版的“三家评本”,其批语剽窃了张新之,其正文剽窃了王雪香。说得不客气一点,胡适先生不应该看不到这一点;说得再不客气一点,当今对各种评点本早就熟悉的所谓“红学大家”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学术能力低下这么简单了。


诚如贵州大学教授、红楼梦研究专家曲沐先生的直言,胡适先生的“失误”,“不完全出于轻信”。史料表明,胡适先生对“脂批”“脂本”的鼓吹,是基于对事实真相的刻意遮掩,是厚颜无耻的公然撒谎。


“甲戌本”被胡适先生捧为“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可是他对这个本子的来历和转手经过从来都是遮遮掩掩。胡适先生曾说:


我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得到这部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首叶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这是有意隐没这部钞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迹,所以毁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最近几十年里历史。


然而,《历史档案》1995年第2期《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五)》刊布了住在上海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的胡星垣于1927年5月22日写给胡适的一封信: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梦》,惟祇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闻。叩请适之先生道安。


这表明,胡适完全知道“卖书人的姓名住址”,从理论上来说,本来通过追问“胡星垣”,完全有可能查究出“甲戌本”的真相,就像今天的网民彻底摧毁“华南虎照片”的谎言一样。遗憾的是,胡适先生却一直以谎言欺世。


不但如此,胡适先生还一直将“甲戌本”秘藏了34年不肯示人,“经过许多人批评”(周策纵先生语),才在1961年影印了1500部。而“甲戌本”一公开,严肃的学者如欧阳健先生等,很快就发现了“甲戌本”的大量破绽,所谓“古抄本”的神话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尴尬境地。


胡适先生做得最绝的,恐怕是将“甲戌本”原本在其身后转托母校康乃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直到前年才由上海博物馆高价回购“国宝”。据说,这个回购价格高达80万美元。“甲戌本”去到美国,大多数研究者自然无缘对原本进行校勘辨伪;极少数有缘对原本进行目验的研究者,也未必诚实客观地描述其肉眼所见。举个简单的类比例证——魏绍昌先生在目验“戚沪本”之后,出现了多出常识性的叙述错误,他甚至说“戚沪本”贴改之处的文字笔迹不同于原本文字——然而实际上,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两者笔迹完全一致。


一言以蔽之,“甲戌本”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古籍,诚如欧阳健先生说论,“甲戌本”及其“脂批”,都是为了迎合胡适先生的“胡说”而伪造出来的,它是以伪证腰斩红楼的首恶。俞平伯先生在临终前曾为腰斩红楼的千秋罪名而忏悔,但我们自始至终看不到胡适先生丝毫的愧疚,而只有对罪恶刻意的隐瞒。


一句谎言往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我很怀疑,1927年以后不断出现的多种所谓“脂本”,其造假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为了圆谎。我也很怀疑,最近闹腾得颇为热闹的假古籍“卞藏本”,也是受了胡适先生刻意隐瞒版本来源及转手经过的启发。胡适先生的手法不可谓不笨,而“卞藏本”的出笼则相当地自以为聪明——“卞藏本”是委托拍卖公司卖出的,而拍卖公司可以“商业秘密”为由,拒不公开原拍卖者,把个可以穷追猛打的造假案活活整成无头公案。


对“甲戌本”的圆谎,我看做得相当拙劣的还是大藏书家王秉恩(雪澄)先生日记上的所谓“粘条”,这个“粘条”是台湾的潘重规先生“发现”的。潘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篇论文《《甲戌本<石头记>覈论》》中说:


四年前我回台北照料先母的疾病。由于医院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相邻,曾有机会借阅华阳王秉恩雪澄先生日记手稿三十一册,其中第二十九册,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二月初十日日记云:“朱强甫来自上海,言合肥前以增祺与俄私订密约,奏参褫职。又云:俄有要言二:不惩祸首,不请归政,二言真狡计哉!石遗谈俄人谓约可暂缓,江鄂硬争之力也。”在此叶日记之前,粘贴一张朱丝栏笺(附照片),记云:

 

脂研堂朱批红楼原稿,其目如林黛玉寄养荣国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与现行者不同。闻此稿廑半部,大兴刘宽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担中,后半部重价购之,不可得矣。朱平有云:秦可卿有功宁荣二府,芹听令恕之。”又云:“秦钟所得贾母所赏金魁星,云: ‘十余年未见此物,令人慨然’。”是平者曾及见当日情事。


这一条记事所提到的朱批红楼原稿,可能就是甲成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引朱平二条:一条见第八回,一条见第十三回,都是甲戌本独有的批语。刘宽夫是刘铨福的父亲,此抄本是从京中打鼓担中得到,而且说明是前半部四十回,这是向来闻所未闻的。(潘重规:《甲戌本<石头记>覈论》。原载《红楼梦新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二月初版。转引自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第398—434页。)

 


这个“粘条”最大的作用,实际上是企图证明所谓“脂砚斋”批语存在于1901年二月初十日之前,也就是证明了包括“甲戌本”在内的一切“脂本”的“合法性”。


然而,一个并不属于日记本身的“粘条”,究竟能有什么正当的证明力呢?在“甲戌本”的伪劣本质已被掘墓鞭尸的今天,回顾这个“粘条”,我所沉重感受到,不仅仅是一些学者的学术能力的低下,而且还有他们道德品质的卑劣。

 

对于“甲戌本”,我现在最大的兴趣是:究竟是什么人倡议从美国回购?那80万美金最大的受益人究竟是康乃尔大学还是胡适先生的亲属?或者竟是其他什么人?如果受益人是胡适先生的亲属,我觉得,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胡适先生所遭遇的历史不公的一种变相补偿,可是——腰斩红楼的恶果,谎言繁殖的异形,究竟要多少代人,付出多少代价来承担呢?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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