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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破译红楼时空密码,准确解答百年悬疑,主流红学全面破产

 
 
 

日志

 
 

汉奸主导“红学”造假(四)  

2008-01-08 15:31:05|  分类: 横扫红学界牛鬼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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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主导“红学”造假
——揪出己卯本、庚辰本的造假黑手王克敏、徐星署、董康和陶洙

 

四、令人感慨万千的现代法学先驱


说起董康,不说则已,一说真是令人感慨万千。老实告诉大家,鄙人一看董康的资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先来继续看看胡文彬先生的全文介绍:


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又字绶经、绶金,自署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五年(1898)中进士。历任法律馆提调、刑部主事、大理院候补推丞。宣统元年(1911),赴日留学,学法律。后历任法律编修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财政总长、上海法科大学和北京法科大学教授等职。终年80岁。董氏喜诗词,精法律,家富藏书兼治版本目录之学。著有《书舶庸谈》、《课花庵词》、《曲目韵编》、《词曲丛刊》、《嘉业堂书目》等。


看看,胡文彬先生对董康当汉奸的事,一个字都没有提嘛。


不久前,我很偶然在北大的网站上找到了一篇比较完整全面介绍董康的文字,篇名《北大校友董康:近代法制变革的亲历者》,标记录入日期是2006年5月24日,信息来源是“《法制日报》(2005年)5月24日”。我又找了找中国知网,很遗憾,没有《法制日报》的资料,所以至今不能确定2005年5月24日的《法制日报》究竟有没有发过北大网站上同篇名的文章。


我说个题外话——北大应该谦虚一点了,不要什么事什么人都乐意拉扯上“北大”来炫一番,有些人有些事就不该北大来拉扯炫耀,这是一个有关“自尊”“自重”的问题。比如董康,就没必要扯个什么“北大校友”,董康跟你北大的关系实在有限。再比如,有人近年来又扯什么“北大校友林昭”,我看还是趁早歇菜吧,北大还好意思扯林昭么?北大在未来50年中不再出孔庆东、旷新年之流的斯文败类,就算谢天谢地了!


闲话少说,来看看《法制日报》的报道:


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涌(按,疑为诵误)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今常州人)。1889年考中举人,后又高中进士,并入清朝刑部工作,历任刑部主事、郎中。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擢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1902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后,先后任法律馆校理、编修、总纂、提调等职,为修律大臣沈家本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清末变法修律各项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自1905年起,曾多次东渡,调查日本司法改革及监狱制度、裁判所制度等,聘请日本法律家来华讲学、帮助清政府修律等。1906年9月大理院成立后,曾充大理院推丞。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民国成立后,董康回国,开始了他走马灯式的民国司法要职的履职经历:自1914年起,董康先后任北洋政府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会长、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兼署大理院院长、法制编纂馆馆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地方捕获审查厅厅长、法官训练所所长、广东高等法院院长等司法要职。1924年春,董康作为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代表,赴京请求政府无条件收回会审公廨。1926年,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翌年,在上海当律师,并主持上海法科大学法学院,后又受聘北京大学法科教授(按,胡文彬先生说是“北京法科大学教授”,我糊涂了,晕),并在1933年前后专程四次赴日本讲授中国法学史。可以说,董康的法律才干在民国特有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其司法任职经历和法学研究成就奠定了他在民国司法界的权威地位。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法律家、大律师,从清末到抗战爆发前,董康从事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工作长达四十余年,直接参与了刑法、民法、诉讼法、监狱法等基本法律的起草、修订、理论阐释和学术研究工作,亲身经历了近代司法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中国传统法律和法制近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都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主张。可以说,董康的经历,真实反映了中国法制近代化早期的发展历程。其中,董康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刑事法制和监狱法制改革两个方面。


在刑事法制方面,早在清末修律中,董康在起草《大清刑律草案》时就极力主张废除封建的严刑峻法,同时对如何确立近代刑罚体系进行了艰苦的论证及推动工作。他在参与修律工作时,首先将废除凌迟、刺字、连坐等写进《改革刑制奏稿》。在“礼法之争”中,作为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董康坚定地站在沈家本一边,主张刑法与礼教分离,成为沈家本推行西化法制最得力之人,也是排斥礼教最激烈之人。1914年,董康与另一位法律人章宗祥(按,就是五四运动中被学生暴打的那个家伙)在《大清新刑律》的基础上,合纂《暂行新刑律》。1915年,参与《第一次刑法修正案》的修订。1918年,董康又以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的身份,与王宠惠一起主持了《第二次刑法修正案》的修订工作。该修正案被称为是“民国最科学、最完备、最进步的一部刑法典。”


在监狱法制方面,1906年董康以刑部候补员外郎的身份,受命赴日本考察裁判监狱制度,回国后撰写了《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监狱访问录》等重要资料,对日本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制度作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同时对中国建立审判和监狱制度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为近代中国司法审判和监狱制度改革奠定了知识基础。


抗战爆发后,董康的命运发生转变,也使得其人生经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生了改变。1937年,受日本占领军之邀,担任华北伪政权的官职,历任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40年改任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董康因华北伪政权任职经历而被捕,1947年病世。(全文完)


哇哈哈,这么有趣的资料,“红学家”们就不肯告诉大家哦。我在中国知网上倒是从法学类文献资料中找了不少涉及董康的研究文字,以后有机会再跟朋友们慢慢分享。今天我对《法制日报》的报道只有一句补充——“董康在抗战时期参加伪华北政府,堕落为汉奸,在抗战胜利后死于狱中。”


写下这句话的,是一位名叫王毓林的红楼梦研究者,该文字见于王毓林先生著《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原来董康是死于狱中哦,这就是把牢底坐穿了嘛。


再看看,董康跟北大的关系是在非常有限。要按“北大校友”的搞法,我们勤劳勇敢的广东人民,也没好意思说董康是“南粤法界英豪”嘛!


关于王毓林先生,我也多说一句。周汝昌先生在序言中说:“王毓林身为一个青年工人,在业余的艰苦条件下,精研不息,深造有得,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这对学术是一种贡献,我们应该感谢他,学习他这种精神。‘职业红学家’对之更应生愧。


看到这里,我简直要笑死了。鄙人陈林好歹也是中山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的高材生嘛,博士应试还第一名呢,状元郎嘛,怎么就被“红学界”的一群乌龟王八贬斥为没有入“门坎”的“民间红学家”、“草根红学”呢?我对学术的贡献,“红学界”起码的感谢都没有,我是不是要很火大?哈哈。


 (未完待续)

 

 

汉奸主导“红学”造假
——揪出己卯本、庚辰本的造假黑手王克敏、徐星署、董康和陶洙

 

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二、胡适先生被汉奸忽悠了一世

三、造假分子陶洙丧心病狂

四、令人感慨万千的现代法学先驱

五、娘希匹的人渣汉奸王克敏

六、汉奸当红是一种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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