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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破译红楼时空密码,准确解答百年悬疑,主流红学全面破产

 
 
 

日志

 
 

胡适岂能不知“甲戌本”之伪(下)  

2008-10-14 07:28:00|  分类: 红楼梦版本辨伪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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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告全国人民书系列之三

80万美元回购假古籍该当何罪
——陶洙伪造的“甲戌本”被上海博物馆重金从台湾回购,
错误决策造成国家重大损失,“主流红学界”难辞其咎

下篇:胡适岂能不知“甲戌本”之伪(下)

 

三、“甲戌本”上印章和跋语字迹归属何人?

 

19277月,胡适“重价”买下陶洙亲自送上门来的“甲戌本”,他“深信”此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参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42页)。这一观念的确立,是胡适提出一系列重大推论的基础,如认定“脂砚斋”的批语证实了他和俞平伯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诸多假设,认定《红楼梦》的最初底本都有作者“曹雪芹”及其亲友的评注,认定“脂本”的文字“有无数地方远胜于一切本子”,认定八十回后的“残稿”都“迷失”了,等等。胡适的推论完全颠覆了他在得到“甲戌本”之前对“评点本”的既有认知,即认为所有“评点本”都是在程甲本、程乙本之后“晚出”的。

 

那么,胡适在第一篇论述“甲戌本”的论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据法”意义上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本子“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呢?很遗憾,一条都没有。

 

欧阳健在其论著《还原脂砚斋》一书中首先对用以证明“甲戌本”真实性的材料(“证人”“证言”)做过细致、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完全排除了这些“证人”“证言”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敬请读者自行参看欧阳健的论述,本文在此不一一详列其反证。本文所论是欧阳先生未及展开论述的部分,因此与《还原脂砚斋》所论构成互补的关系。(参见欧阳健著:《还原脂砚斋——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胡适岂能不知“甲戌本”之伪(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欧阳健著作《还原脂砚斋》封面。

 

胡适据以得出结论的材料有两类,第一类是“甲戌本”上所谓的收藏者“刘铨福”及其友人“孙桐生”、“濮文暹、濮文昶”兄弟的“跋语”、“眉批”和“印章”;第二类是“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及其在正文中的叙述。

 

胡适根据“甲戌本”上多处图章,如“刘铨畐子重印”、“子重”、“福”、“铨”、“阿瘡瘡”、“白云吟客”等,判定此本为“刘铨福”旧藏;胡适又根据“跋语”的干支纪年情况介绍说:“刘铨福得此本在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乙丑(一八六五)有椿余陈林按,指濮文昶一跋,丙寅有痴道人陈林按,指孙桐生一条批,戊辰(一八六八)又有刘君的一跋”(参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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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戌本”上“刘铨福”、“濮氏兄弟”的“跋文”字迹和印章。

 

刘铨福实有其人,史料文献多有其家世和交游情况的记载,刘氏本人亦有书简真迹和印章传世,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东汉“永元食堂题字”拓本裱边就镶有刘铨福的题签:“汉食堂题字,专祖斋收。”本幅上又钤有“子重”等鉴藏印章。晚清大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1)与刘铨福友谊甚深,为他刻“子重”二字图章和“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九字图章。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也藏有刘铨福印章,如下表:

 

印文

形状

规格

刻法

书体

太乙

长方形

4.3厘米×宽2.1厘米

阳刻

金文

專且(祖)齋

方形

3.5厘米×宽3.5厘米

阳刻

金文

大興劉銓福子氏印

方形

3.4厘米×宽3.4厘米

阴刻

小篆

资料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印记资料库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究竟是如何判断“甲戌本”上的印章和跋文字迹属于历史上的刘铨福这个人呢?胡适并没有出示任何可信的旁证,也没有做任何印章字迹的鉴别比较来确定这些图文的归属,他所依赖的仅仅是“甲戌本”本身呈现的材料完全属于“自说自话”和“不证自明”的个人主观判断。

 

时隔将近27年之后,195744日,胡适为陶一珊(陶贞白)的《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作序,这才补做了印章字迹的比较工作。胡适写道:

 

我在二十多年前曾买到刘子重(铨福)收藏的《脂砚斋评红楼梦》十六回,有他的印章,又有他的三个短跋,现在我看了陶君收藏的两大册刘子重的短简真迹,看了他的许多印章,证实了他的字迹,我更相信我的《红楼梦》残抄本确是他手藏手跋的本子了。

胡适:《〈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序》。《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42页。

 

可是,这种比较鉴定没有任何正当的证明力,“甲戌本”当时被胡适私藏“垄断”,外人根本无法对胡适的判断进行两种实物的比较验证,因此胡适所谓“证实了他的字迹”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19615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再次谈及刘铨福真迹与“甲戌本”跋文字迹的比较。胡适写道:

 

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曾做到刑部主事。他大概生在嘉庆晚年,死在光绪初年(约当一八一八——一八八○)。在咸丰初年,他曾随他父亲到湖南辰州府任上。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写的,也是才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

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60页。

 

胡适既然认为刘铨福的真迹与“甲戌本”上的跋语字迹相同,他就应该主动出示两种字迹的对比图样,并做出基本的笔迹鉴定报告,公示天下以求验证,而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在这个问题上,推崇“证据法”的胡适哪里有半点“严谨”和“方法的自觉”呢?

 

囿于见识,陈林至今没有看到哪位研究者对刘铨福的真迹和“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做过详细可信的比较鉴定,这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言之凿凿地声称“甲戌本”上大量眉批为“孙桐生”所写,然而欧阳健详引多种史料文献中的孙桐生真迹与“甲戌本”上“左绵痴道人”的字迹相对比,充分证明后者根本就不是出自孙桐生之手(参见《还原脂砚斋》,第33~45页)。欧阳健未做刘铨福真迹与“甲戌本”跋文字迹对比,这仅仅是条件限制而已;然而收藏有刘铨福真迹,又懂得笔迹鉴定的冯其庸却从未公开做过这早该进行并公示的笔迹鉴定

 

蔡义江曾写有《〈史记〉抄〈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的长文,连载刊发于《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四辑,这篇气势汹汹、骄横跋扈、充斥着谎言和谩骂的文字就以相当横蛮的态度谈到了刘铨福真迹和“甲戌本”上跋文字迹的比较,蔡义江写道:

 

“甲戌本”)实物今天还在,有幸的红学家都见到了,岂能说假话?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的题跋有四条之多,且是行草,盖的许多印章不说,这笔迹又谁有这么大的本领能伪造得出呢?胡适说:“我在台北得看见陶一珊先生家藏的刘子重短简墨迹两大册,其中就有他在辰州写的书札。一珊在民国四十三年影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两大册(也是中央印制厂承印的),其中(四四八页)收了刘铨福的短简一叶,是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底写的,也是才辰州时期的书简。这些书简真迹的字都和他的《石头记》四条跋语的字相同,都是秀挺可喜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完全无关情况下别人收藏的书札,总不是迎合谁的需要伪造的吧?其实,要证明刘铨福的字是真迹,也不必去台湾出版的画册中找,冯其庸先生告诉我,他那里就藏有好几幅刘铨福的字,甚至还有他父亲刘宽夫的真迹。字是真的,本子是假的,同治年间的跋语,为胡适需要而亲笔题写于民国十一年之后,天下有这样的怪事吗?

蔡义江:《〈史记〉抄〈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三辑,第155页。

 

蔡义江要证明“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尽可以自己主动或者恭请冯其庸出示刘铨福的真迹,公开进行比较鉴定,拿出令人信服的鉴定报告来;冯其庸收藏再多的刘铨福、刘宽夫的真迹,也不能证明“甲戌本”上的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

 

胡适、冯其庸和蔡义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即使他们能够证明跋文字迹出自刘铨福之手,然而欧阳健在《还原脂砚斋》一书中详引金品芳和李金松对“甲戌本”的质疑,明确指出这些跋文“既不是写在甲戌本抄本上、也不是有关甲戌本的”(参见《还原脂砚斋》第48~50页)。如此则“刘铨福收藏‘甲戌本’”的说法根本就不能得到证实了。

 

印章的情况同样如此。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甲戌本”上“刘铨畐子重印”、“子重”、“福”、“铨”、“阿瘡瘡”、“白云吟客”等印章是刘铨福本人的私印呢?同样一条都没有。

 

赵之谦曾为刘铨福刻“子重”印章,那么“甲戌本”上的“子重”印章就是赵之谦刻的原印章吗?陈林以其所见资料来判断,这两枚印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赵之谦又曾为刘铨福刻“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然而这枚宝贝印章完全不见于“甲戌本”。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没有提及“甲戌本”上一枚重要的印章“专祖斋”,这枚印章钤在第十三回首页的衬纸上。胡适在文中提到的是另一枚印章,他写道:“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福子重印’图章,可见装衬是在刘氏收得此书之时,已在六十年前了。”(《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4页。

 

胡适直到30多年后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才首次提及“专祖斋”印章。从胡适的介绍来看,这枚印章作为“证据”的重要性似乎远远超过了其他印章。如此重要的一枚印章,胡适为什么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完全没有提及呢?胡适对“专祖斋”印章的介绍如下:

 

第十三回首叶总评缺去大半叶,衬纸与原书接缝处印有“刘铨畐子重印”,又衬纸上印有“专祖斋”方印。……。十三回首叶的“专祖斋”方印,是刘铨福家的两代书斋,“专祖”就是“甎祖”(陈林按,即“砖的祖宗”),因为他家收藏有汉朝河间献王宫里的“君子馆甎”,所以他家住宅称为“君子馆甎馆”,又称“甎祖斋”。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58、459页。

 

第十三回首页的“专祖斋”方印是阳刻金文,陈林未见“甲戌本”原件及11比例的影印本,故暂不能知该印章原大小规格。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专且斋”方印,也是阳刻金文,高3.5厘米×宽3.5厘米;“祖”字金文亦作“且”,因此“专且斋”即“专祖斋”。

 

那么,“甲戌本”上的“专祖斋”印就是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专且斋”印吗?陈林从其目前仅见的文字资料来判断,这两枚印章不是一回事,因为前者之“祖”字直接刻成了金文的“祖”,而后者之“祖”字则是刻成了“且”字。

 

如果两枚印章完全一致,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陈林将严重怀疑“甲戌本”上的这枚“专祖斋”方印是胡适后来用傅斯年所藏刘铨福印章加盖上去的!即使胡适绝没有干过这种无良勾当,“甲戌本”上“专祖斋”方印的真实性仍然有待确证,它跟其它印章一样,根本没有获得“证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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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戌本”第十三回首页的阳刻金文“专祖斋”方印。

 

 

四、“脂批”作为“匿名信”岂有作证资格?

 

上文论及胡适认定“甲戌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胡适所依据的第二类“证据”是“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及其在正文中的叙述。

 

“甲戌本”第一回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诗之后,正文写道:“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在这首诗的上方有朱笔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余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甲午八月泪笔。”(陈林按,此处引文为胡适抄录点断之原文,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5页。

 

胡适根据上述正文和批语提及的干支纪年,判断“《石头记》在乾隆十九年(陈林按,即“甲戌”)已有‘抄阅再评’的本子了”,又“定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4、225页)。

 

从“证据法”的角度来看,“甲戌本”上“脂砚斋”的批语相当于“证人证言”或“书证”;从“证据资格审查”的角度来看,这些“证人证言”或“书证”就是“匿名信”。“甲戌本”上“匿名信”陈述的以上内容是否能得到客观事实的验证呢?很遗憾,完全不能。

 

没有客观存在为依据的任何一种陈述,是理所当然的谎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客观性就是审查判断证据的一条基本标准。”“按照客观性的要求,证据必须要有正确的来源,对于没有正确来源的,例如匿名信、小道消息、马路新闻、道听途说等等,由于无法进行查证,不具备客观真实性,当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3版,第132、133页。

 

胡适既不能正当证明刘铨福收藏过“甲戌本”,又声称没有跟卖书人通信,因此“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他怎么可以拿这些来历不明的“脂砚斋”批语强行论证呢?推崇“证据法”的胡适难道从未对自己的这个谬误有过“方法论的自觉”?

 

胡适探究过“脂砚斋”的身份,但其结论都是依据“脂批”本身呈现的信息做出的猜测,换言之,这份“书证”制作人的身份依然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胡适写道:“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我并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亲属。……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曹颙或曹颀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6、227页。

 

胡适之所以完全相信“匿名信”的内容及“脂砚斋”的身份,看起来仅仅是因为“脂批”“证实”了他的“《红楼梦》为记述曹家事实之书”这一假设,如“甲戌本”第十六回的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以及“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胡适由此认为自己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的假设“现在得到了许多新证据,更是颠扑不破的了”(《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9页)。

 

胡适的言之凿凿,从“证据法”的角度来推敲,实际上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而已。胡适明明知道卖“甲戌本”给他的“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为什么从来不去想一想这个“藏书家”有无作伪以迎合其假设的可能呢?胡适一时上当受骗可以让人理解,可是反复强调“方法论的自觉”、推崇“证据法”的胡适三十多年一直被蒙在鼓里,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另外,自命“严谨”的胡适看来从未认识到自己和“脂批”在干支纪年的叙述问题上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没有认识到“壬午除夕”是一个完全违背常理、出现严重常识性错误的表述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据陈垣《中西回史日历》检查)。……。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次日即是癸未,次年才是甲申。”(《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4、225页)。

 

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编排方式有点复杂,不够一目了然,胡适很可能因此没有看清楚“癸未”的干支纪年究竟从哪一天开始算起,他想当然地认为“壬午除夕”的“次日”,即乾隆二十八年的正月初一是“癸未”年的开始。可是,干支纪年并非以正月初一为界,而是以“立春”为界。

 

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1763年2月4日)立春,因此“壬午除夕”实际上已是癸未年的第九天了(参见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第1版,第495页)。手头没有《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的读者可以下载并检索华中农业大学刘安国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制作的软件“日梭万年历”,该万年历直观清楚地表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立春”的时间为813分,“立春”后的干支纪年为“癸未”,如下图:

 

胡适岂能不知“甲戌本”之伪(下) - 陈林 - 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日梭万年历”局部图。

 

正因为如此,“壬午除夕”这一叙述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脂砚斋”时间叙述的常识性错误,实际上可以表明“脂批”根本就是作伪。胡适以“脂批”判断“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这当然是错上加错了。

 

陈林在此顺便重提冯其庸、史树青、刘世德等人强行论证“曹雪芹墓石(墓碑)”为真的旧事。从伪造“墓石(墓碑)”的农民李景柱,到强行论证其为真的所谓“专家”“学者”,从来都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个“墓石(墓碑)”上刻写的“壬午”二字根本是荒谬绝伦的谎言——假定“曹雪芹”的确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其“墓石(墓碑)”上刻写的干支纪年一定是“癸未”,而绝不会是“壬午”,这是常识!(详细论证敬请参看2005年5月25日《新京报》刊发的《“曹雪芹墓碑”是弥天大谎》一文,或者陈林专著《破译红楼时间密码》一书附录部分的《“曹雪芹墓碑(墓石)”真伪辩》一文,两篇文章网上均有转载。另可参看陈林博客上《愤怒声讨通州博物馆公然展出假文物》一文。

 

五、胡适岂能不知“脂批”大量雷同张新之评点?

 

上文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胡适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甲戌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因此胡适的一系列重要推论完全丧失了“有效”和“合法”的基础。胡适本人对于这一情况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能够进一步证明胡适刻意掩盖“甲戌本”伪劣性质的证据,就是“甲戌本”上的批语跟“太平闲人”张新之自创的评点大量雷同或近似,胡适完全清楚这一明显的事实,然而他对此却从来只字不提,这是隐匿证据的“不德”行径

 

陈林在前文已经指出,胡适从少年时代起就熟悉“三家合评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胡适“重价”买下“甲戌本”之后,他就是用自己最熟悉的程乙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或其翻印本)以及“戚序本”来对比研究“甲戌本”的。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写道:“戚本前二十八回,所有评语,几乎全是脂本陈林按,指“甲戌本”所有的,意思与文字全同,故知两本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底本。”“我用脂本校戚本的结果,使我断定脂本与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本,但脂本为直接抄本,而戚本是间接传抄本。”(《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37、236页)。

 

胡适能够看到“戚序本”的评语几乎跟“甲戌本”的评语完全相同,他怎么可能看不到这两本的评语跟《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上编排的“太平闲人”张新之自创的评点大量雷同或近似呢?下面主要以这三个版本第一回和第五回的批语比较为例,证明上述情况:

 

小说正文:于大荒山无稽崖

张氏夹批:曰大荒,曰无稽,便是“真事隐”注脚。此书凡人名、地名,皆有借音,有寓意,从无信手拈来者。甄士隐、贾雨村、大荒山、无稽崖,作者明举一隅,读者当知三反矣。

甲戌侧批:荒唐也。无稽也。(“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炼成高经十二丈

张氏夹批:十二辰。

甲戌侧批:总应十二钗。(“戚序本”作“照应十二钗”

 

小说正文:方经(四方)二十四丈

张氏夹批:二十四气。

甲戌侧批:照应副十二钗。(“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张氏夹批:周天度数三百六十五,积百年则三万六千五百有奇。一者,奇也,概岁差也。人生以百岁为率,此顽石是演人身为一小天。天不可补,故书不可续也。

 

小说正文: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甲戌侧批:合周天之数。(“戚序本”同)剩了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该去补地之坑陷,使地平坦,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

 

小说正文: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

张氏夹批:十里,“实理”也。此书不演虚无。

甲戌侧批:开口先云“势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街内有个仁清巷

张氏夹批:无中生有,则惟一仁。仁,种也;仁,人也。清,无所淆,则先天也。去水加心,则人情也。是此书大落墨处。

甲戌侧批:又言“人情”,总为士隐火后伏笔。(“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姓甄

张氏夹批:正发“真”字,实际与“假”字对照。

甲戌眉批:真。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戚序本”作“真假之甄。宝玉亦借此音,后不注。”

 

小说正文:名费,字士隐

张氏夹批:“君子之道费而隐”。又,“费”、“废”同。

甲戌侧批:废。托言将真事隐去也。(“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嫡妻封氏

张氏夹批:封,风也,风无形质。又,秘也,有秘而不宣之意。

甲戌侧批:风,因风俗来。(“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年已半百,膝下无儿

张氏夹批:第一缺陷。

甲戌侧批:所谓美中不足也。(“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只有一女,乳名英莲

张氏夹批:英莲,音应怜。全书之人无不应怜也。后名香菱,香菱,镜也,风月宝鑑所自出,故生于真而混于假,卒于雪。

甲戌侧批:设云应伶(陈林按,疑“怜”误)也。(“戚序本”作“设法应怜也”

 

小说正文:姓贾名化,表字时飞

张氏夹批:化,变化也。能变一时之非,则假亦可化而为真,奈何其不化也。有多少期望意。又,“化”、“话”同,便是村言。又变化飞腾,及时通显。一名一字,中边俱彻。

甲戌侧批:假话,妙。(“戚序本”作“假话也”)实非,妙。(“戚序本”作“实非也”

 

小说正文:别号雨村者(的)

张氏夹批:真无别号,假则有之。一部假语村言,所谓别号,所谓传奇。

甲戌侧批:雨村者,村言粗语也,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戚序本”作“雨村者,村言粗言粗语也,言以粗村之言,演出一段假话。”

 

小说正文: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

张氏夹批:烈烈炎炎中假话三五句,严老爷便来了,写得怕人。

甲戌侧批:炎也。炎既来,火将至矣。(“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家人霍启

张氏夹批:霍然而起,甄士隐从此仙矣,是正意。又,“火起”、“祸起”音相通。书中人名借音者类此。

甲戌侧批:妙,祸起也。此因事而命名。(“戚序本”同

 

又如第五回的批语情况:

 

小说正文:此茶名曰千红一窟

张氏夹批:千红一哭也。

甲戌侧批:隐“哭”字。(“戚序本”同

 

小说正文:因名为万艳同杯

张氏夹批:万艳同悲也。一茶一酒,包括全书,何尝有一欢喜境地。

甲戌侧批: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戚序本”同

 

从三个版本批语的情况来看,“甲戌本”和“戚序本”的批语总体来说比张新之的评点要简略,它们的意思基本相同,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但是张新之的评点有其独特的体系,他主要是从《周易》和儒学经典《大学》、《中庸》的教义来阐发《红楼梦》的所谓“微言大义”的,鲁迅所说的“经学家看见《易》”讽刺的正是张新之。如上文所引,张新之在评点顽石的有关数据时,就是从《周易》蕴含的数理之学来演绎发挥的,写出了“周天度数”、“十二辰”和“二十四气”这样的批语。

 

张新之的演绎发挥虽然荒唐,但其“逻辑”体系是自存自足的。“甲戌本”和“戚序本”却不是这样,它们写到“周天之数”时看起来也是从易理来发挥,可是评点顽石“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时却附会小说中的“正副十二钗”,显得非常不通。

 

张新之评点甄士隐“姓甄名费字士隐”,引《中庸》之“君子之道费而隐”来评点,可谓“歪打正着”,恰当地阐释了《红楼梦》作者给该人物命名的用典出处;可是“甲戌本”和“戚序本”的批语却不能点出这一妥帖的典故,这怎么可能是同作者“很亲近”之人所为呢?

 

“甲戌本”和“戚序本”的批语除了这些悖谬之处,大量批语跟张新之的评点意思完全一致,上文已有例证。另外,广大读者所熟知的“詹光”谐音“沾光”,“单聘仁”谐音“善骗人”,“卜固修”谐音“不顾羞”等人物名字谐音的情况,“甲戌本”和“戚序本”的批语也跟张新之自创的评点一样明确指示出来——胡适对此当然一清二楚。

 

这一情形究竟是评点者“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此批剽窃、篡改了彼评呢?从“甲戌本”和“戚序本”批语的悖谬与张新之独创评点雷同的两方面情况来看,只能是前者剽窃、篡改了后者。

 

胡适当然知道张新之的评点完全是独创的,他《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就谈及光绪七年(1881)湖南“卧云山馆”刊刻的张新之评本《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引述了孙桐生的长序和题诗诗注,以及“五桂山人”写于道光三十年的“跋文”(参见《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63页)。

 

《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刊有张新之的“自记”,其中详细叙述了他“自幼喜读《石头记》”,自道光戊子岁(1828)开始评点,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最后完成的创作经历。此“自记”后附有张的好友铭东屏写给他的信,其中写到“《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骥未见尾,蛇虚画足,譬之笨伯圆梦,强作解事,搔痒不著。读大作,觉一扫浮云,庐山突出也”——这是赞扬张新之的批语与众不同的卓越透彻。张新之的朋友“五桂山人”所写之“记序”胡适误记为“跋文”)也谈到张氏独创评点的经过。孙桐生的“记叙”则写到自己五年之中反复研读张新之的评点,最后大赞:“至矣哉!天下无一本之文固若是哉!”(参见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1月第1版,2005年1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34~36、39页。

 

这些文字记载,胡适当然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甲戌本”显示孙桐生曾批阅该本,可是孙桐生如果真的看过“甲戌本”,他怎么可能会转而赞扬张新之的评点“天下无一本之文固若是”呢?“甲戌本”上的批语大量雷同张新之的评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历史的真相是——孙桐生并没有撒谎,而“甲戌本”作伪、胡适隐匿证据自欺欺人的事实却昭然若揭!

 

胡适只字不提“甲戌本”批语大量雷同张新之独创评点,这种“隐匿证据”的“不德”行径并非胡适所独专,“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中一些代表“主流红学界”的核心人物全都如此。冯其庸自然是不用说了,胡文彬同样也知道“甲戌本”批语大量雷同张新之独创评点这一事实。可是,“主流红学界”何曾公开指出并讨论过这个事实呢?

 

张庆善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评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在《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上发表《张新之〈红楼梦〉评点得失浅析》一文,在《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三辑上发表《〈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序》一文,两篇文章均详细叙述张新之独创评点的经过;从文章内容来看,张庆善当然对张新之的批语内容非常熟悉——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甲戌本”批语大量雷同张新之独创评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呢?可是,张庆善同样只字不提!

 

揭示并追究“甲戌本”批语大量雷同张新之独创评点这一事实,直接的结果就是会导致“脂批”“脂本”的神话彻底崩溃,胡适亲手奠基的“新红学”的“学术大厦”、“作者曹雪芹说”及“后四十回续作说”这连篇累牍的谎言全盘瓦解。“甲戌本”远不是什么“《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甲戌本”的批语大量剽窃、篡改张新之的独创评点,“甲戌本”的正文沿袭了《金玉缘》校改王雪香评本的正文(陈林此前已在博客文章中详细论及),因此“甲戌本”必然是在1884年“三家合评本”之后晚出的假古籍,这是可以从各版本批语和正文的比较研究中很方便得出的明确结论。

 

从胡适到冯其庸,再到张庆善,三代“主流红学”领军人物刻意宣扬了将近100年的欺世谎言,这深重的罪恶还要进行多久?!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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