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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破译红楼时空密码,准确解答百年悬疑,主流红学全面破产

 
 
 

日志

 
 

论“说梦痴人”“蝶芗仙史”即陶洙(下篇)  

2009-01-22 17:29:53|  分类: 横扫红学界牛鬼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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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告全国人民书系列之五
论“说梦痴人”“蝶芗仙史”即陶洙

——揭穿“脂本”的原始形态和陶洙造假牟利的开端

(下篇)

  

六、陶洙“脂本”对“旧抄本”的继承

 

上文已经指出,将陶洙列为伪造《痴人说梦》、“徐传经批本”及其“过录本”的首要重大嫌疑,是因为《痴人说梦》之《镌石订疑》篇标榜的“旧抄本”不同于“程甲本”的那些异文分别全同或非常接近于陶洙亲手伪造的多个“脂本”绝大多数仅有极不重要的异文)。以下举例说明二者相同和相近的情况。所引例证主要参考和引用了周策纵《论一部被忽视了的〈红楼梦〉旧抄本——〈痴人说梦〉所记抄本考辨》载《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一辑一文,但周策纵在做比较研究时手头没有“蒙古王府本”,陈林在此引“蒙古王府本”影印本(《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予以补充。

 

【例1

“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四回)    案“旧抄本”此句下注云:“宁、荣二公之后,共二十房,除宁、荣亲派八屋在都外,现在原藉十二房。”

 

程本系统的各本都没有这样的注。

“蒙古王府本”注:“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除宁、荣亲派八在都外,现原住者十二房。”比“旧抄本”多一“”字,另“”、“”不同于“旧抄本”之“”、“”。

“有正本”注同“蒙古王府本”,但“”作“”。

“甲戌本”注:“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十二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其中“十二房”不同于以上三本之“二十房”,很可能是陶洙误抄所致。

“梦稿本”注:“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除宁、荣亲派八在都外,现住原藉十二房。

“庚辰本”和“己卯本”原无注,但是“己卯本”在回前贴有一标签“护官府下小注”,抄录了各条小注。据陶洙在“己卯本”上的“题记”可知,这个标签内容应是陶洙根据“甲戌本”补抄的。此条补抄的小注作:“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十二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十二房。”与“甲戌本”仅“着”“者”一字之差,应是误抄所致。

“列藏本”注同“己卯本”标签,但脱一“都”字。

 

【例2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四回)    案“旧抄本”此句下注云:“保龄尚书史公之后,共十八房,都中住十房,原籍住八房。”

 

“蒙古王府本”和“有正本”注:“保龄尚书史公之后,房分共二十,都中住十房,原籍十房。

“甲戌本”注:“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已卯本”标签:“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房,都中现住十房,原籍现居八房。”陶洙补抄时改正了“甲戌本”的错误“现任”,但又漏抄了“”字,而且误抄“十八”为“十房”。

“列藏本”注同“甲戌本”,惟“书”误抄作“出”。

“梦稿本”注:“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共十八房,都中现住十房,现居原籍八房。”

 

【例3

春灯谜。(二十二回)  案“旧抄本”惜春作云:“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

 

程本系统的小说正文都无惜春灯谜。

“有正本”诗同,但“黑”作“墨”。诗下有正文云:“贾政道:‘这是海灯嗄!’惜春笑答道:‘是海灯。’

“庚辰本”诗同,诗后无正文,惟诗末有墨笔双行夹批云:“此惜春为尼之谶也。公府千金,至缁衣乞食,宁不悲乎!”诗上有朱笔眉批说:“此后破失,俟再补。

“蒙古王府本”诗谜和正文同“有正本”,诗下双行批同“庚辰本”。

“列藏本”诗亦同,惟诗下双行墨批只说:“此是惜春之作。”诗后无正文。

 “己酉本”舒序本)诗亦同,惟“黑”字误抄作“鱼”字,诗下无双行批,正文同“有正本”。

 

【例4

“苦茗成新赏,孤松订久要。泥鸿从印迹,林斧或闻樵。”(五十回芦雪亭即景联句)  案此四句,“旧抄本”作:“煮芋成新赏,撒盐是旧谣。苇蓑犹怕钓,林斧或闻樵。”

 

“蒙古王府本”首二句同“旧抄本”,后二句作“带蓑犹泊钓,林斧不闻樵”。其中“带”或是“苇”之误,“泊”则纠正了“怕”之误。

“有正本”首二句同“旧抄本”,惟三、四句作“艇蓑犹泊钓,林斧乍停樵”。

“庚辰本”诗同“旧抄本”,作“泊”不误。

“列藏本”诗亦同,“泊”不误,但“芋”误作“芊”,“闻”误作“开”(陈林按,“”“”形近而讹)。

“甲辰本”第一、四两句皆同“旧抄本”,但脱漏第二、三两句。

 

【例5

“大约是要与他求配。”(五十回)    案“旧抄本”,“他”作“宝玉”。

 

“蒙古王府本”、“有正本”、“庚辰本”、“列藏本”皆作“宝玉”。“甲辰本”此句作“大约是要与求配”,无“他”或“宝玉”字样。

 

【例6

“铜柱金城振纪纲。”(五十一回交趾怀古)    案“旧本”,“柱”作“铸”,“城”作“墉”。

 

“蒙古王府本”作“铸”作“镛”。

“有正本”、“庚辰本”、“列藏本”、“甲辰本”作“铸”作“铺”。“铺”应是“镛”之误。

 

【例7

“也不枉替他们筹画些进益了。”(五十六回)    案“旧抄本”,“他”作“你”。

 

“蒙古王府本”、“有正本”、“庚辰本”、“己卯本”、“列藏本”、“梦稿本”及“甲辰本”皆作“你”。

 

“程甲本”原作“他们”,但“程乙本”已改“他”作“你”了。周策纵认为程伟元、高鹗改出“乙本”时是参照了各“脂本”来重新勘定,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错误猜测。从第五十六回的描写来看,改成“你们”似乎才合情理,因此程高的改动应是他们所自称的“准情酌理”的结果。

 

【例8

“你说好笑不好笑?”(五十九回)    案“旧抄本”此句下:“我姨妈刚和藕官吵了”,方接“接着我妈和芳官又吵了一场”句。

 

“程乙本”改首句为“你说可笑可笑”。

“有正本”作:“你说好笑不好笑,我姨妈刚藕官吵了,接着我妈为洗头就和芳官吵。

“庚辰本”、“己卯本”作:“你说好笑不好笑,我姨妈刚藕官吵了,接着我妈为洗头就和芳官吵。”其中“刚和”小异于“有正本”之“刚合”。

“列藏本”同“庚辰”“己卯”,惟无“就”字。

“梦稿本”原抄稿同“己卯本”,墨笔改为:“你说可笑不可笑,接着我妈和芳官又吵了一场。

 

周策纵认为“程乙本”的改动是沿用了“梦稿本”的改文,这当然是颠倒了前后关系的错误论断。陶洙如果不是根据“程乙本”原本来改动,而是根据亚东图书馆1927年的铅字标点排印本,那么“梦稿本”的炮制肯定是在此之后了。

 

【例9

“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六十二回)    案“旧抄本”,“就完了”作“才好”。

 

“己卯本”、“梦稿本”和“甲辰本”的全句皆同“旧抄本”,作:“可别和你哥哥说才好。”

“有正本”“和”作“合”。

“庚辰本”“和”作“向”。

“列藏本”作“可不要和你哥哥说才好”。

 

【例10

“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六十二回)    案“旧抄本”,“就完了”作“才好”。

 “己卯本”、“梦稿本”和“甲辰本”的全句皆同“旧抄本”,作:“可别和你哥哥说才好。”

“有正本”“和”作“合”。

(上例经网友提醒更正如下:)

 

【例10

“宝钗炷了一枝梦甜香。”(七十回)    案“旧抄本”,“宝钗”作“紫鹃”。

 

“王府本”、“有正本”、“庚辰本”、“己卯本”和“列藏本”同“旧抄本”,皆作“紫鹃”。

“梦稿本”原亦作“紫鹃”,但又涂改成“宝钗”。

 

周策纵在其论文中列举了《镌石订疑》篇的全部42条“校记”与各“脂本”做比较,限于本文篇幅,陈林在此仅列举10条较为简洁的“校记”与各“脂本”比较,简要说明“旧抄本”与各“脂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脂本”不同于“旧抄本”的异文主要是由于陶洙在抄写过程中发生讹误或脱漏所致。

  

七、陶洙“脂本”对“旧抄本”的发挥

 

除了“脂本”与“旧抄本”全同及陶洙抄写讹脱导致的二者小有差异,陶洙在伪造“脂本”时还对“旧抄本”不同于程本的正文进行了大篇幅的添改,这属于在继承“旧抄本”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发挥的情况。

 

【例1

“到栊翠庵只隔门缝儿投进去,便回来了。”(六十三回)    案“旧抄本”此句下:“因见芳官梳了头,挽起鬓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作男妆。又说:‘芳官之名不好,若改了男名才别致呢!’因又改作雄奴。芳官便说:‘既如此,你出门也带我出去,有人问你,说和茗烟一样的小厮就是了。’宝玉笑道:‘倒底人看得出来。’芳官笑道:‘咱家现有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可不好么?’宝玉听了,忙笑道:‘这很好!既这么说,再起个番名叫耶律雄奴。’芳官听见说有趣,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湘云素昔憨戏异常,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鸳带,穿褶袖,今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他将葵官也扮成了个小子。李纨、探春见了也爱,便将宝琴的豆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头上两个丫髻,短袄红鞋,只差了涂脸,便俨然是戏上的一个琴童。湘云将葵官的名改了叫做‘大英’,因他姓韦,便叫他做‘韦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何必涂脂抹粉。豆官身量年纪最小,人又鬼灵,故叫‘豆官’,园中人也有唤他作‘豆童’的,也有唤作‘炒豆儿’的。宝琴反说琴童、书童等名太熟了,竟叫‘豆儿’,别改唤作‘豆童’。”方接“饭后平儿还席”句。

 

“蒙古王府本”、“有正本”、“庚辰本”和“己卯本”在程本原文之间添加的大段文字几乎完全一样,这四个本子的添文恰恰是在“旧抄本”的添文基础上扩充发挥而来的,全文如下:

 

因又见芳官梳了头,挽起纂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又说:“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儿带,脚上穿虎头盘云五彩小战靴,或散着裤腿,只用净袜厚底镶鞋。”又说:“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因又改作“雄奴”。

芳官十分称心,又说:“既如此,你出门也带我出去。有人问,只说我和茗烟一样的小厮就是了。”

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来。”

芳官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

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芳官笑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进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

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

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为妥贴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

究竟贾府二宅皆有先人当年所获之囚赐为奴隶,只不过令其饲养马匹,皆不堪大用。

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带,穿折袖。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发,好便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层手。

李纨、探春见了也爱,便将宝琴的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头上两个丫髻,短袄红鞋,只差了涂脸,便俨是戏上的一个琴童。

湘云将葵官改了,换作“大英”。因他姓韦,便叫他作“韦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何必涂朱抹粉,才是男子

官身量年纪皆极小又极鬼灵,故曰官。园中人也有唤他作“”的,也有唤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说琴童、书童等名太熟了,竟是字别致,便换作童”。

 

以上标红的文字,就是陶洙在“旧抄本”基础上进一步添改发挥的内容。周策纵不知是“脂本”做了添改发挥,他错误地认为是“旧抄本”删去了“脂本”的“一些细节和违碍语”。周策纵写道:

 

此段“己卯”、“庚辰”、“有正”都有相同的繁文,提到“雄奴”暗示“匈奴”,并说了些对外番不好的话。“痴旧本”(陈林按,这是周对《痴人说梦》提到的“旧抄本”的称呼)可能是删去了一些细节和违碍语。“列藏”、“梦稿”、“甲辰”、及程甲、乙本则这两段已全部删去了。其实“痴旧本”没有某些细节和议论,就叙事技巧说,更流利有趣,不无优点。

周文,第37页。

 

早在1923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一书中就敏锐地指出了“有正本”上这“最奇特的”一节文字“不伦不类”。俞平伯写道:

 

这竟全是些梦话,不但全失宝玉底口吻,神情,而且文词十分恶劣,令人作呕。即看文章前后气势,也万万不能插入这一节古怪文字。但戚本何以要增添这么多的梦话?这不会是传钞之误,我以为是有意添入的。我们且参看第五十二回,真真国女子底诗末联,高本作“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戚本却作“满南”。这个缘故,便可以猜想而得了。

 

以作者底身世,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而论,绝不容易发生民族思想。即使是有的,在当时森严的文禁之下,也决不会写得如此显露;以作者底心灵手敏,又决不会写得如此拙劣。我以这三层揣想,宁认为高本为较近真相的,戚本所作是经过后人改窜的。

 

为什么要改窜?这是循文索义便可知晓的。至于在什么时候经过改窜,却不容易断定了。第一,这决不是戚蓼生所及见的,也不是他底改笔。因为戚氏生在乾隆中年,曾成进士,做官,决非抱民族主义的人,且亦决不敢为有民族思想的书做序。第二,这数节文字底插入,似在高本刊行之后,我疑心竟许是有正书局底老板,或者竟想以此博利,也为可知。这虽是无据之揣想,却可以姑备一说。我看这几节文字底显露,生硬,很不像清代文人之笔。

俞平伯著:《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71~172页。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所谓“戚序本”正是狄葆贤和陶洙共同伪造的假古籍,也知道了《痴人说梦》肯定是在1884年之后炮制出笼的,由此反观俞平伯当年对“戚序本”的尖锐抨击,实在不得不佩服俞平伯坚定而准确的判断。

 

狄葆贤本人曾是“反清的革命党人,也是长江中下游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参见彭昆仑:《狄平子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三辑,第331页),在他和陶洙共同炮制的“戚序本”中妄自添加带有反清、反满、反异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字,看来合乎狄葆贤本人思想情感的逻辑。这些文字,也许是狄葆贤本人根据“旧抄本”亲自改窜的,也许是他指使陶洙如此改窜。

 

【例2

“且同众人一一的游玩。”(六十三回)    案“旧抄本”此句下:“一时到了怡红院,忽听宝玉叫耶律雄奴,把佩凤、偕鸳、香菱三个人笑在一处,问是什么话,大家也学着叫这名字,又叫错了音韵,或忘了字眼,引的人人取笑。宝玉恐作践了他,忙又说:“海西福朗思牙闻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宝石为温都里纳,如今将你比作他,就改名唤作温都里纳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说:“就是这样罢。”因此又换了这名。众人又嫌拗口,仍叫他玻璃。”方接“闲言少述”句。

 

“蒙古王府本”、“有正本”、“庚辰本”和“己卯本”此处添加的文字各与“旧抄本”稍有异文。

 

“列藏本”、“甲辰本”和“梦稿本”并无上述两段大的添文,但这三个本子在第七十回晴雯、麝月与芳官抓痒玩笑的情节中,却直接称芳官为“温都里那”和“雄奴”(“梦稿本”底本原文如此,后改为“芳官”),显得很突兀。这表明陶洙在炮制这三个本子时,第六十三回仍按程甲本正文,到了第七十回却又抄录了“旧抄本”的添文,如此东拼西凑,顾前不顾后,留下了一处作伪的重大破绽。

 

 

八、“旧抄本”必为陶洙伪造

 

上文已经说明《痴人说梦》标榜的“旧抄本”不同于“程甲本”的那些异文分别全同或非常接近于陶洙亲手伪造的多个“脂本”,那么陶洙究竟是根据一个实际存在的“旧抄本”来抄录发挥,还是仅仅根据《镌石订疑》篇的“校记”来炮制“脂本”的呢

 

从王伯沆对《红楼梦》的评点及叙述“有正本”出版情况等内容来看,狄葆贤和陶洙的确是根据一个“古抄本”来印制出版“有正本”的,而这个“古抄本”不同于程甲本的某些异文,恰恰跟《痴人说梦》标榜的“旧抄本”相同或相近。即使这个“古抄本”并非完全等同于《痴人说梦》标榜的“旧抄本”,但二者具有密切的“近亲关系”却是可以肯定的。

 

陈林系列论文之四《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已经指出,关于“有正本”底本来历的说法,“俞恪士赠书狄葆贤”一说最为可靠。王伯沆曾手批王希廉评本《红楼梦》,其中一条批语写道:

 

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2页。

 

据王伯沆的学生钱堃新《冬饮先生行述》一文的介绍,王伯沆“清末,尝一为上海某局编书。俞恪士为南京陆师学堂监督,征为其教习”(参见钱新:《冬饮先生行述》。载1948年《南京文献》第21号),因此他有便利的条件能校读“有正本”及其“原稿”。

 

陈林的论文曾指出,王伯沆称“有正本”“已非原稿影印”,这是因为“有正本”是“原稿”的“重抄重评本”,两者最明显的不同之处至少是“有正本”添加了狄葆贤撰写的眉批,并且有狄葆贤重金聘请“著名小说家”撰写的其他批语。

 

王伯沆评点的《红楼梦》版本,主要是王希廉评本,正文所缺的部分用1905年日本排印的、王希廉和姚燮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补配(参见《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之《前言》,第1~2页)。这两个本子当然都是程甲本系统的本子。王伯沆的评点始于1914年夏天,持续了24年,直到1938年冬天才完成。

 

王伯沆在评点时指出了王希廉评本的正文与“原本”的多处异文。王伯沆所谓的“原本”首先指的是有正书局出版的《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即“有正本”;但同时也是指的王伯沆曾亲见并校读的“有正本”据以重抄重评的“原稿”。从王伯沆的评点内容来看,这个“原稿”的正文在一些重要的情节上恰恰同于《痴人说梦》标榜的“旧抄本”。

 

例如第六十三回芳官改男妆和宝玉将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的情节就是如此。王希廉评本上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情节,王伯沆认为是(程伟元和高鹗)删去了。王伯沆写道:

 

自“因(饭后平儿还席)”以下约廿行,删去为是。既叫“芳官”,自不便更叫“耶律雄奴”矣。不信,请看原本。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第693~694页。

 

“有正本”上有芳官改妆和改名的情节,王伯沆认为不合适。由于这段情节的文字比较长,如果“有正本”的“原稿”上没有这样的情节,王伯沆似乎应该能够指出来;可是王伯沆不但没有指出,反而直接表示“原本”上有这样不合适的情节,因此王伯沆曾亲见亲校的“原稿”上很可能也是如此。如前所述,《痴人说梦》的“旧抄本”上正好有芳官改妆改名的情节。

 

再如,同样是第六十三回,“有正本”又有宝玉和众人称芳官为“温都里纳”和“玻璃”的情节,王伯沆认为删去才好,他写道:

 

“游玩”下删去五行甚是,否则不成一气。看原本自知。

同前,第694页。

 

又如,王伯沆针对第二十二回的春灯谜写了一段批语:

 

原本探春下有惜春一谜,按其物为佛前海灯,观其词太显浅。惜年甚幼,不做亦可。第十八回惜应制不得不有诗,此回无谜,文势亦不板。于此服改本之精,非妄删也。

同前,第239页。

 

同前述两种情况类似,如果“有正本”的“原稿”没有惜春诗谜,王伯沆应不会称赞王希廉评本精当的删改,相反却很可能会指责“有正本”对于“原稿”的妄添。

 

也许正是因为王伯沆看到了“有正本”及其“原稿”有上述不合适的情节文字,而王希廉评本又删得对,所以王伯沆才会评价说“有正本”及其“原稿”“竟不逮百二十回本”。

 

陈林在此要强调指出的是,王伯沆看到的“原稿”,在这些不合适的情节文字方面恰恰同于《痴人说梦》的“旧抄本”。这表明狄葆贤和陶洙共同炮制“有正本”时,他们所依据的“秘本原本红楼梦”正文部分,极有可能就是《痴人说梦》所标榜的那个“旧抄本”;即使不是同一个本子,两者必定是“父子”或“兄弟”关系(陈林按:《痴人说梦》之《槐史编年》第六十七回回目“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闻秘事凤姐讯家童”旁注称:“案旧抄本作‘置外舍贾琏匿新宠,泄机关熙凤定阴谋。’目存书缺,坊本此回盖后人所补。”但“有正本”回目作“馈土物颦卿思故里,讯家童凤姐蓄阴谋)。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痴人说梦》所标榜的“旧抄本”,或者俞恪士赠送给狄葆贤的“国初秘本原本”,是不是俞恪士伪造的呢?

 

从俞恪士藏本的来历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存在。1979916日,台湾出版的《出版与研究》第五十四期刊发王三庆写的《再谈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一文,提供了三条描述“有正本”底本来历的材料:

 

(一)俞大纲在《红楼梦中的戏剧史料》中说:“我的家庭,和红楼梦一书还有一段渊源。有正书局印行戚蓼生本,是我伯父俞恪士先生的藏本,民国初年送给狄楚青先生,狄先生主持有正书局业务时付印,大约有正书局为了争取销路,才题上‘国初抄本’四字。

 

(二)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一文中说:“寅恪少时居江宁头条巷……伯舅山阴俞觚庵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在印戚蓼生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

 

(三)俞大维的回忆。王文记:“去年四月间,曾随潘师石禅参加俞先生主持的红楼梦研讨会,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研究图书馆的休息室中,聆听俞先生对潘师的疑难作了如下的解释:‘当年其伯父任甘肃提学使后,回京师,购得戚序本。后赠予狄楚青先生而付印,虽然底本的板式行特征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书印成后,狄先生曾经送给他家的红楼梦印本,足足堆满房间的一大角落。’”

述闻:《戚序有正本〈红楼梦〉流传始末新证》。《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二辑,第270~271页。

 

从陈寅恪和俞大维的叙述来看,“有正本”的底本是俞恪士在北京买到的。但是,陈寅恪和俞大维对于俞恪士购买这个底本的时间的描述却有很大的差异。

 

俞恪士进士及第是在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例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得授刑部主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奉台湾巡抚唐景崧奏调赴台,委管全台营务”(参见聂世美:《俞明震及其〈觚庵诗存〉》。《新民晚报》,2008年7月25日,B5版)。这样看来,俞恪士买到“有正本”底本的时间段应是1890年例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

 

俞恪士任甘肃提学使是在19145月,不久调至北京任平政院肃政厅肃政使(参见耿法:《觚庵先生其人其诗》。《学习时报》,2008年12月29日,第468期,第9版。张华:《鲁迅的老师俞明震》[网上资料])。按俞大维的说法,则俞恪士买到“有正本”底本是在19145月之后,赠书给狄葆贤因此更晚。然而狄葆贤的“有正本”最早于19118月到11月间就已经出版了。

 

这样看来,陈寅恪和俞大维关于俞恪士买书的说法仅仅是传闻而已,不足为据,这些说法最多只能表明“有正本”的底本原不属于俞恪士,因此俞恪士就不是这个“古抄本”的伪造者。

 

另一方面,伪造“嘉庆刊本”《痴人说梦》的造假者,必定是“旧抄本”的伪造者,因为这个“旧抄本”的就“重要价值”恰恰就是《痴人说梦》哄抬起来的,而这又似乎是炮制《痴人说梦》的最大目的所在。从种种迹象来看,《痴人说梦》的流传与收藏跟陶洙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因此陶洙被列为《痴人说梦》乃至“有正本”底本的首要嫌疑伪造者是理所当然的。

 

《痴人说梦》之《槐史编年》称“旧抄本”第六十七回“目存书缺,坊本此回盖后人所补”,“有正本”并不缺第六十七回回目和正文,可是陶洙亲手伪造的“乾隆时期抄本”“庚辰本”和“己卯本”正好缺了第六十七回。程伟元和高鹗在程乙本的《红楼梦引言》中写道:“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既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因此陶洙故意缺损“庚辰本”和“己卯本”的第六十七回,正好可以造成他炮制的这两个本子比程甲本和程乙本更古老的错觉。陶洙这种造假的手法,跟《痴人说梦》假称“旧抄本”“目存书缺”,二者本质及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痴人说梦》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还在“徐传经批本”“过录本”的伪造者手中,而这个伪造者一定就是《痴人说梦》的伪造者本人,因为伪造“徐传经批本”及其“过录本”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制造《痴人说梦》是“嘉庆刊本”的假象。俞恪士死于1918年,狄葆贤死于1941年(一说死于1939年),惟一能够伪造“徐传经批本”及其“过录本”的人就是陶洙。

 

最后,《痴人说梦》的收藏者周汝昌和周绍良都曾与陶洙有过密切交往。收藏“憓红楼刊本”《痴人说梦》的北京图书馆也跟陶洙有着间接的关系——在北京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的赵万里(1905~1980,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就是陶洙的生前好友。

 

上述事实构成了一个“证据链”,全都指向陶洙伪造《痴人说梦》乃至其标榜的“旧抄本”,以及“徐传经批本”及其“过录本”这些结论。直接和最终验证陈林这一判断的证据,就是“徐传经批本”及其“过录本”上的墨抄笔迹。陈林确信,“徐传经批本”及其“过录本”上的墨抄笔迹,以及“过录本”上书写浮签说明的笔迹,跟陶洙的笔迹完全一致

 

 

九、陶洙的化名“蝶芗仙史”及其他

 

《痴人说梦》一旦被证明是陶洙所伪造,长期以来身份不明的“蝶芗仙史”就暴露了真面目——“蝶芗仙史”必定是陶洙的化名。

 

杜春耕将《红楼梦》的石印本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书名为《增评补图石头记》或《大观琐录》的护花主人王雪香、大某山民姚燮的两家合评本;第二类是书名改为《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的张新之、王雪香、姚燮的三家合评本;第三类是由蝶芗仙史评订的《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又名《警幻仙记》,它是由蝶芗仙史摘录改写的姚燮评与王雪香评两种评点本共同组成的”(杜春耕:《〈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序》。《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三辑,第179~180页)。

 

杜春耕又介绍说,“在总共分为三类的石印本中,蝶芗仙史评订的《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是刊印版式最多,现今存世数量亦最多的本子,但它又是一类人们几乎未研究过的本子。时至今日,我们并不知道蝶芗仙史的真实姓名和有关生平;也不能确切地说出该类书首刊于何时;甚至连蝶芗仙史到底‘评订’了什么也未见过有人作出确切的说明。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笔者说不出任何情况”(同前,第186页);“时至今日,大家均未找到任何资料来考证蝶芗仙史的真名实姓”(同前,第190页)。

 

曹立波也说,“关于蝶芗仙史,其人的真实姓名和生平情况,目前尚无资料可考”(曹立波:《蝶芗仙史的〈红楼梦〉批语考辨》。《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三辑,第230页)。

 

据曹立波的统计,《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各回全文引用《镌石订疑》“批语”(陈林按,大多是指出与程甲本异文的“校记”)的大致情况是:“这在第四、十二、二十五、三十、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七、七十一、七十四、七十六等回都有引用的例证,第八十六、八十八等回也有苕溪渔隐‘案’语中的订疑文字。”(同上,第231页。

 

既然“蝶芗仙史”能够引用《镌石订疑》的“批语”,可见“蝶芗仙史”必定是伪造《痴人说梦》的陶洙本人。

 

杜春耕认为“光绪丙午(1906)菊秋月上海桐荫轩石印”本《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并不是蝶芗仙史本首印的时间,初版的时期或许还应该早几年。桐荫轩本仅仅是我们现在已见到的最早带年号的这类本子而已”(杜春耕:《〈增评绘图大观琐录〉序》。《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三辑,第187页)。由此看来,陶洙伪造有关《红楼梦》考证材料的罪恶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以前。陶洙生于1878年,他的造假活动大概也不会太早,可能始于1898年他20岁左右的时候。

 

与陶洙关系密切的董康曾在1935513日的东游日记中写道:

 

心如耽于红学,曾见脂砚斋第四次改本,著《脂砚余闻》一篇。

董康著:《董康东游日记》【《书舶庸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12 月第1 版。转引自胡文彬:《陶洙与抄本〈石头记〉之流传》。《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一辑,第204页。

 

董康称陶洙“耽于红学”,肯定是有事实依据的,大概是因为陶洙长期从事跟《红楼梦》有关的“研究工作”。董康的这一说法,正好可以得到陶洙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伪造“红学”资料这一事实的验证。不过,董康似乎并不知道陶洙的造假活动,陶洙伪造的《脂砚余闻》就欺骗了董康。学界目前尚未发现《脂砚余闻》这篇文字,陈林推测《脂砚余闻》很可能就是伪托清人裕瑞所作的《枣窗闲笔》。这一问题可另作专文论述,在此不赘。

 

揭穿了“脂本”的原始形态和陶洙造假牟利的开端,剩下的两个“技术性”的小问题是:

 

1)《痴人说梦》是刻印本,陶洙能够伪造刻印本吗?

2)既然陶洙能够炮制出《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并在其中加入了《痴人说梦》的部分内容,他为什么不直接出版《痴人说梦》所鼓吹的“旧抄本”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痴人说梦》并非卷帙浩繁的大部头,而是薄薄的小册子,花钱雇人雕版刻印这样的小册子,对于陶洙这样“全家都是搞书的”(周绍良语)人而言,在技术上很容易实现。陶洙的大哥、大藏书家陶湘就是采用这种办法来“补全”他搜求到的珍贵古籍的。陈乃乾所作《藏书家陶兰泉》一文介绍说:

 

他每逢买到一部难得的古书,必千方百计借取他人所藏同样的书来核对,如果发现自己的一部书缺了一篇序或是缺了一叶书,就立刻要补全。补全的方法,却不是叫人抄写,他定要刻字匠照样刻成木板,再用和原书同样的旧纸刷印了装订进去。这种呆气,恐怕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吧!

陈乃乾:《藏书家陶兰泉》。原载1946年1月24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转引自俞子林主编:《那时文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第298页。

 

陶湘补书的“呆气”,或许主要是出自他对于珍贵古籍的热爱;可是陶洙雇人雕版刻印,却肯定是出于近乎病态的造假狂热,这样的丧心病狂,恐怕全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人来了!

 

陶洙不但能造假,而且精于造假,是世人罕见其匹的造假高手。陈林此前的论文曾介绍过,陶洙于1926年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钱币学研究团体“古泉学社”,担任学社的“评议员”。陶洙不但搜藏古币,他还能伪造古币。一位在网上自号“乡矜堂”的泉币爱好者撰写了《金章宗的“泰和重宝”和“泰和通宝”钱》一文,其中就谈到了陶洙善于伪造珍贵的金朝古币“泰和通宝”“折十钱”

 

泰和通宝钱文为瘦金体,顺读,素背。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等四种。形制和币值上整体效法宋徽宗大观通宝。同时铸量稀少,均比泰和重宝珍贵,折十钱更是极为罕见。据说民国时期,折十钱仅有陶心如和一个赵姓泉家各藏一枚。陶心如曾用原钱做范两次仿作,据说首次所仿仅五六枚。因为以原钱为范,化金朝钱币为铜,加之制作精细,竟作得和原钱不差毫厘。郑家相先生也不禁感叹:“予恐将来泉家,或有受其欺者。”所以现在所能见到的折十泰和通宝钱,未必是真品。

 

从技术上来看,雕版刻印伪造一个“嘉庆刊本”,对于陶洙而言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陶洙为什么不自己出版《痴人说梦》所鼓吹的“旧抄本”呢?陈林的回答是:首先,《痴人说梦》肯定印量不多,完全不能起到“促销”的效果,因此贸然出版“旧抄本”,很可能导致出版商的巨大亏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陶洙伪造《痴人说梦》和出版《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的时代,王希廉、姚燮合评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正“压倒群芳”,“诸本几废”(参见曹立波:《〈增评补图石头记〉的传播盛况述评》。《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一辑),陶洙此时出版毫不出名的“旧抄本”可谓“逆时而动”,它将遭遇市场的沉重打击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陶洙采取了一个看起来比较“聪明”的办法,即一方面出版“盗版”的王希廉、姚燮合评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牟利,同时又在该版本中“夹带私货”,窜入《镌石订疑》篇的文字,鼓吹人所未知未见的“旧抄本”,等待合适的出版时机。陶洙等到的时机,就是狄葆贤于1904年在上海创办了《时报》和有正书局。

 

1904年到1921年,这17年是狄葆贤经营报业和出版业的黄金时期。在清末民初,《时报》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鼎足而三。胡适对早期的《时报》备加推崇,在《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中曾说:“《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袁义勤:《上海〈时报〉》。《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第160~161页。

 

有正书局以出版古籍为主,效益很好,《时报》的亏损多赖书局弥补。有正书局在出版古代小说时,往往在眉批中以“原本”自诩而统将他本斥之为“俗本”,所谓的“原本”却对原著进行大肆篡改,如有正本《聊斋志异》就是如此。《聊斋志异》版本研究专家杨儒海先生就说:“其目的,无非是藉以抬高其身价,蒙骗读者,以图赚钱而已。”(杨儒海:《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51~252页。转引自欧阳健:《还原脂砚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第364页。

 

陶洙的阴谋搭上了同乡狄葆贤的“顺风车”,两者一拍即合。陈林推测,陶洙并没有将自己伪造“旧抄本”的事实向狄葆贤和盘托出,而是转托俞明震赠书,借俞个人的名望让狄葆贤信以为真,然后两人合作在“旧抄本”的基础上炮制“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

 

陶洙这种“借鸡下蛋”、“空手套白狼”的手法看来也很“聪明”:“有正本”畅销,他有钱赚;狄葆贤亏了,他却不赔;在炮制“有正本”过程中产生的次品、废品如“蒙古王府本”、“戚宁本”等,陶洙则拿它们继续充当“珍贵古籍”去贩卖。

 

 

结语

 

论证了陶洙伪造《痴人说梦》及其鼓吹的“旧抄本”,以及陶洙伪造“徐传经批本”及其“过录本”,由此导致的进一步推论将是意味深长的。

 

首先,上述事实可以合理解释陶洙亲手伪造的“脂本”“脂批”的两大重要特点,即:“脂本”正文沿袭了王希廉评本校改程甲本的文字;“脂批”则与“太平闲人”张新之自创的评点大量雷同或近似。陶洙伪造《痴人说梦》之际,正是王希廉、姚燮合评本以及王希廉、姚燮、张新之三家合评本大行其道之时,因此陶洙在其伪造的“旧抄本”之中纳入前人的成果是很自然的。如前所述,“蝶芗仙史评订本”《增评加批金玉缘图说》就是由摘录改写的姚燮评与王雪香评两种评点本共同组成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既然陶洙伪造“红学资料”的罪恶活动可以追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么长期以来用以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多种史料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严格审查,它们极可能跟陶洙有着密切关系

 

这一怀疑的切入点是:“甲戌本”和“庚辰本”分别以所谓的“作批者”“脂砚斋”与“畸笏叟”暗示“曹雪芹”在历史人物曹寅家族中的辈分(即“曹雪芹”为曹寅之孙),暗示“曹雪芹”的字或者号为“芹溪”,暗示“曹雪芹”的人际交往,明确指出“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等。这些信息看起来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突然出现的《四松堂集》(包括刻本和“付刻底本”)、《懋斋诗钞》等“史料”提供的信息“不谋而合”。

 

陶洙“抄书的本领很大”,“抄过很多善本书”周绍良语),那么陶洙会不会参与伪造用以论证曹雪芹身世生平的资料呢?有没有证据证明陈林的怀疑?在陶洙“历史悠久”的造假活动被揭穿的今天,我们对陶洙及各种有关的“红学史料”保持高度警惕是完全有必要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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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红学”诈骗集团的丧钟

 

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告全国人民书系列之五
论“说梦痴人”、“蝶芗仙史”即陶洙

——揭穿“脂本”的原始形态和陶洙造假牟利的开端

导言

一、《痴人说梦》面目不清来历不明

1.1 是“辑”还是“撰”?

1.2 是“忆红”、“憓红”还是“怀红”?

1.3 不能确证是范锴所作

1.4 收藏经过及藏书者信息缺如

二、《痴人说梦》岂有“开山之功”

2.1 是独创还是剽窃

2.2 姚燮岂贪他人之功

2.3 姚燮岂能剽窃《痴人说梦》

 

三、徐传经、姚燮岂录《痴人说梦》

四、嘉道年间岂有《痴人说梦》

五、“徐传经批本”过录于民国

六、陶洙“脂本”对“旧抄本”的继承

七、陶洙“脂本”对“旧抄本”的发挥

八、“旧抄本”必为陶洙伪造

九、陶洙的化名“蝶芗仙史”及其他

结语

 

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告全国人民书系列之四
揭秘狄葆贤、陶洙共同伪造“戚序本”

上篇:对研究状态的简要回顾与前瞻

中篇:对历史疑点的集中扫描与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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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告全国人民书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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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笔迹鉴定揭穿“甲戌本”伪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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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胡适岂能不知“甲戌本”之伪(上)(下)

  

 

铲除腐败“红学”诈骗集团告全国人民书系列之二

文化部受骗文件出错

国家图书馆公然展假

——汉奸陶洙伪造的假古籍“己卯本”、“庚辰本”竟成“国家珍贵古籍”,

“著名红学家”数十年来刻意隐瞒真相,欺骗政府和人民,撒谎盗名,诈骗牟利,

天理国法不能容,罪大恶极不可赦

 

上篇:汉奸陶洙,一生作伪

中篇:专家行骗,抄本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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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主流红学家”长期隐瞒陶洙伪造“脂本”的诈骗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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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学造假第一大案告破,“主流红学界”数十年来撒谎欺世骗局被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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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山奥运百城记之广州

假如陈林是对的

 王小山按:假如陈林的理论是对的,主流红学家将没理由再用纳税人的钱供养,许多造假的案例都该拿到阳光下晒晒,整个主流红学界将陷入难堪的境地,甚至,极有可能有大批从前被称为学者的人要锒铛入狱。而要证明陈林是错的,则很简单,只要打破他逻辑链中最重要的一环。要打破这一环,只需要到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去,打开一本尘封的《娶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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