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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破译红楼时空密码,准确解答百年悬疑,主流红学全面破产

 
 
 

日志

 
 

元春的年龄被故意写错(下)  

2009-06-13 13:36:11|  分类: 全面彻底破解200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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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元春的年龄被故意写错(

 

既然元春生于甲申,死于乙卯,存年仅有31岁,那么后40回的作者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就颇耐人寻味了。长期以来,现存后40回一般被认为是高鹗续作;而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则“颇怀疑甲辰本底本的整理加工者,就是那位不知名的后四十回续书的作者,而程伟元、高鹗只是在它的基础上的修补加工[1]。我们不妨来仔细分析一下,高鹗或其他任何一位续书作者是否可能犯下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2.1  有常识的续书作者都不可能犯错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现存后40回最早是由程伟元和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共同整理,并于当年冬至后五日与经过两人共同整理的前80回一起以木活字排印的。这个120回本的《红楼梦》就是通常所说的“程甲本”。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程伟元与高鹗又重新校印了120回本《红楼梦》(即“程乙本”)。

关于后40回的由来,程伟元在“程甲本”《序》中交待得很清楚: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小泉程伟元识。[2]

 

高鹗则在“程甲本”《叙》中交待了他与程伟元共同校印120回本《红楼梦》的大致经过: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3]

 

后世对程伟元所知甚少,曾有人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满脑子功名思想”和“粗通文墨的书商”。但是据红学家马国权先生在其长文《为程伟元、高鹗一辩》中介绍,辽宁图书馆收藏的清嘉庆时期盛京将军晋昌的《且住草堂诗稿》等文献资料表明,程伟元工诗善文,长于书画,是一位淡薄功名的“高士”、“隐士”,深受以“天潢贵胄”晋昌为首的辽东上层官员的器重[4]

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大约生于乾隆三年戊午(1738)左右,至迟卒于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初。原籍奉天(辽宁)铁岭,内务府镶黄旗汉军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他考中顺天(北京区)乡试举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中三甲一名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内阁典籍、内阁侍读、嘉庆六年(1801)顺天乡试同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朋友赞他“天才明敏,遇事如锥脱颖,无不了办”,在任则以“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见称,居官清冷,廉政自持,不阿权贵。有诗文著作多种传世,如《兰墅十艺》(稿本)、《吏治辑要》、诗集《月小山房遗稿》和词集《砚香词》等[5]

从程、高两人的序言来看,“程甲本”由他们两人共同整理,并且程伟元还是后40回的搜集者和整理工作的牵头者。有鉴于此,硬说高鹗续作了后40回,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情理的。

从生平史料来看,这两个人都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我国自古以来一直沿用干支记时法,年龄大小用干支记年来推算也并不复杂,一般的读书人都能够熟练掌握。如果非要说程伟元和高鹗两人合谋作伪续书,那简直无法想象这两位“高级知识分子”会在元春存年数如此简单的常识问题上犯下明显的错误。

如果说“甲辰本底本的整理加工者”续作了后40回,是他犯下这个常识性的错误,这种猜测也是不合理的。无论研究者推测续作者是谁,从小说第八十六回宝钗论元春八字命理的情节来看,这个作者至少是懂得八字命理的,对这样的人而言,用干支记年来掐算一个人的年龄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要说这样的作者在如此简单的年龄问题上犯错,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此强调“不可想象”,是因为这个错误不仅仅是一个数值计算上的错误,同时还是一个违背生活基本情理逻辑的错误。如果这个续作者非要元春死于43岁,将她和宝玉的年龄差距定为27岁,那么他就不会写元春“生于甲申,死于乙卯”;如果这个续作者一定要安排元春“生于甲申,死于乙卯”,那么他就绝不会愚蠢地写下“存年四十三岁”。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四十三”和“三十一”这两个中文数字不存在原作者和过录者“笔误”的可能性。

 

2.2  程伟元和高鹗发现错误而不改

退一万步说,假定程伟元和高鹗在整理“程甲本”时头脑发昏,或者鬼使神差般地自己写下了“存年四十三岁”,或者没有发现“不知姓名的续作者”犯下的这个错误,可是当他们在校印“程乙本”时一定能够发现并加以改正。然而程伟元和高鹗竟然没有修改。

程伟元在“程甲本”卷首的《〈红楼梦〉序》中写到了他和高鹗共同整理补缀后40回的情形,即“细加厘剔,截长补短”。在“程乙本”卷首《〈红楼梦〉引言》中,他们说明了再次校阅出版的缘起:

 

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识者谅之。[6]

 

程伟元和高鹗在《引言》中又强调了第二次校阅的原则和方法: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程、高两人撒了谎,否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两个人“细加厘剔”的校改过程中,在他们“准情酌理”的反复权衡之下,“存年四十三岁”这个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一定会被发现。但程伟元和高鹗为什么竟然没有将其改正呢?是因为“无他本可考”,所以“未敢臆改”吗?

程甲本第八十六回宝钗大谈元春的八字命理,说她的八字中有一个“贵重的很”的“命格”,叫“日禄归时”。根据八字命理的排算规则(关于八字命理,后文再作详细论述),第八十六回所写的元春八字“甲申年丙寅月乙卯日辛巳时”根本不可能出现“日禄归时”。正因为如此,程乙本才将其改成了符合八字命理排算规则的“日逢专禄”。

如果后40回果真“无他本可考”,程伟元和高鹗为何又胆敢“准情酌理”地修改元春的八字命理呢?命理的错误较之简单的年龄计算,当然要隐晦得多,没有任何恰当的理由认为细心的程伟元和高鹗发现了隐晦的命理错误并斗胆改正,而明显的年龄错误却成了漏网之鱼。

对上述疑问惟一合理的解释是:程伟元和高鹗在第二次校阅时必定参考了另外至少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在写元春命理时不是作错误的“日禄归时”,而是作正确的“日逢专禄”,但在写元春去世的年龄时仍然作“存年四十三岁”。由于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本子作“存年三十一岁”,程伟元和高鹗尽管非常清楚元春年龄的错误,他们还是坚持不做修改,原因就是《引言》中所说的“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2.3  有趣的《红楼梦稿》

有趣的是,清代同光时人杨继振旧藏“乾隆百廿回抄本”《红楼梦稿》(即通常所称的“梦稿本”)在以上两处恰恰是作“日逢专禄”和“存年四十三岁” [7]!那么,程甲本和程乙本跟《红楼梦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杨继振所藏的120回抄本于1959年在山西被发现,由北京文苑斋书店收购,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红学家范宁先生在1963年出版的影印本《跋》中简要地介绍了这个抄本的基本情况和不同的研究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猜想。范先生写道:

 

杨继振说这个抄本是高鹗的手订《红楼梦稿》,不是最后的定稿。意思是说这个抄本乃高鹗和程伟元在修改过程中的一次改本,不是付刻底稿。证以七十八回末有“兰墅阅过”字迹,他的话应当可靠。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抄本不是杨继振等所伪造,用以欺瞒世人,是可以断定的。因为前八十回的底稿文字系脂砚斋本,而脂砚斋本杨氏生前并未见过,这是断然假造不出来的。我们从他公开说四十一回至五十回原残阙,他照排字本补抄了,可见他也无意于作假。

至于高鹗不在这本书的开头或结尾来个署名,单单选定七十八回写上“兰墅阅过”四个字,实属费解。如果说高鹗修改《红楼梦》时,正是屡试不第,“闲且疲矣”,而七十八回原有一段关于举业的文字被删改了,或者他看到这等地方,有所感触,因而写下了他的名字,那倒是意味深长的了。

当然,说这个抄本是程伟元、高鹗修改过程中的一次稿子,单凭四个字是不够的。主要的还应该是这个本子上修改后的文字百分之九十九都和刻本一致,只有极少数地方如回目、名称、字句、个别情节,稍微不同。由于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说它是程、高改本。又由于两者不尽相同,我们觉得它不是定稿。一般说来,两个本子的文章字句,彼此雷同,不可能纯粹出于巧合。

它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即程伟元买到这份稿子时,上面已经有人改过了。但是这与实际情况不符。程伟元在刻本序上只提到他所买到的本子是“漶漫殆不可收拾”,不曾说原抄本上有涂改情况。因此我们觉得这个假定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也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即有人根据刻本修改他原来收藏的抄本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修改的文字,从回目到情节都有与刻本不同的地方。既然是照改,又故意改得不忠实,未免不合情理。

如上所云,根据我们的考察,这个抄本是程、高修改稿,可能性最大。[8]

 

范先生的研究意见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定论,被他否定的一种可能性其实是存在的,即“程伟元买到这份稿子时,上面已经有人改过了”,因为《红楼梦稿》涂改严重,这完全可以属于“漶漫殆不可收拾”的一类情况。《红楼梦稿》在“日逢专禄”和“存年四十三岁”两处并无任何涂改,要说这个抄本是程、高修改稿,几乎没有可能。如果程、高在校印程乙本时看到了这个本子,然后照着这个本子上改“日禄归时”为“日逢专禄”,那倒是很有可能。

红学界对《红楼梦稿》的看法分歧严重。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抄本是一个拼配严重的“百衲本”,其中后40回的底本是程乙本,版本价值不高。如著名红学家杜春耕先生和朱淡文女士等人都持这种意见[9]。有些学者,如著名红学家欧阳健先生,甚至认为这个本子根本就是杨继振在光绪年间伪造的[10]

不过,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红楼梦稿》价值很高。据红学家胡崧生先生的研究,《红楼梦稿》后40回的母本“确实是流传于程甲、乙本问世之前的、不同于程本的一个早期本子。这就是说,120回《红楼梦》的后40回,早在程本之前就已传抄于世,并不是程高的著作”[11]。而夏荷、花美云两位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红楼梦稿》就是小说作者“曹雪芹”的手稿,这个本子“是一切抄本的母本”,是“价值连城的国宝”[12]

从其他史料证据来看,清人周春在其《阅红楼梦随笔》中写道:

 

乾隆庚戌(按,指1790年),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13]

 

这就是说,在程伟元、高鹗于1791年刊行程甲本之前,已有120回本《红楼梦》在社会上传抄流行。如果胡、夏、花等学者的基本意见是对的,那么《红楼梦稿》就是第一次以实物验证了周春的说法。

不过,笔者对于《红楼梦稿》没有深入研究,所以不能对前辈学者的具体论证公开发表详细的意见,在此仅简要列举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俟高明。我所要强调的是,如果《红楼梦稿》的后40回的确早于程本,上文论及程伟元和高鹗的改与不改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反过来说,上文对程、高的改与不改所做的“惟一合理的解释”又恰好可以作为《红楼梦稿》后40回早于程本的证据。

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是:如果程伟元和高鹗的确参照了《红楼梦稿》或另外一个本子来改正“日禄归时”这个错误,为什么他们在出版程乙本时对这些抄本不致一词,甚至还说“后四十回无他本可考”呢?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程伟元和高鹗有心抢得首次搜集到全本120回《红楼梦》的头功(所谓“《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同时有意标举程本是孤本以抬高其身价,因此隐瞒了别人早就搜集到全本并已做过多个版本校勘工作这一真实情况。

且不论《红楼梦稿》与程本的关系如何,程乙本改了“日禄归时”而未改“存年四十三岁”[14],正好说明程伟元和高鹗没有续书。由于“不可想象”任何一位续书作者会在元春年龄的问题上犯下如此明显的常识性错误,那么对错误成因惟一合理解释的就是:后40回与前80回是一个整体,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元春年龄的常识性的错误是作者故意留下的明显破绽。

接下来的问题是:有更多确凿的证据支持上述判断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有!

 

 

注释



[1] 蔡义江:《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红楼梦〉浙江版前言》,《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一辑,第304页。蔡义江校注浙江版《红楼梦》,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10月第1版。

[2] 程伟元:《〈红楼梦〉序》。原载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萃文书屋木活字本120回《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卷首。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0月第1版,第45页。

[3] 高鹗:《〈红楼梦〉叙》。同上。

[4] 参见马国权:《为程伟元、高鹗一辩》。《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二辑,第174~175页。

[5] 关于高鹗的生平史料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注:《高鹗诗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9月第1版。吴世昌:《从高鹗生平论其作品思想》。吴世昌著,吴令华编:《红楼探源》。200010月第1版。马国权:《为程伟元、高鹗一辩》。《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二辑。

[6] 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引言》。原载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萃文书屋木活字本120回《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乙本)卷首,转引自同[2],第46页。

[7] 参见《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影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981页、第1072

[8] 同上,第1365~1366页。为方便读者阅读,笔者对范宁先生原文的段落划分作了重新安排,特此说明。

[9] 参见杜春耕:《杨继振旧藏〈红楼梦稿〉告诉了人们什么?》。《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一辑,第40~71页。朱淡文:《红楼梦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6月第1版,第334~347页。

[10] 参见欧阳健:《“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辨伪》。《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月,第3卷第1期,第91~103页。

[11] 胡崧生:《〈红楼梦稿〉启示录——论〈红楼梦〉后四十回非高鹗所著》。《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四辑,第177~178页。

[12] 夏荷、花美云:《〈红楼梦稿〉是一切抄本的母本——对〈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剖析〉》。《甘肃社会科学》,2002 年第4 期,第30~34页。

[13]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转引自同[2],第565页。

[14] 参见启功注释:《红楼梦》(四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0月北京第1版,195911月北京第2版,19642月北京第3版,197410月北京第1次印刷,第三卷第1131页,第四卷1237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的说明,这个版本的整理是以程乙本为底本,另外参对了几个较重要的本子以校正底本中的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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