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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红楼?标准答案:陈林

破译红楼时空密码,准确解答百年悬疑,主流红学全面破产

 
 
 

日志

 
 

林黛玉:清末上海滩最有名的妓女  

2010-03-02 20:47:59|  分类: 全面彻底破解200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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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清末上海滩最有名的妓女
——从旧上海小报评“花榜”之丑行看“曹雪芹”赠妓女诗的出笼史料汇编之一

 

年前,关于《随园诗话》作伪的问题还没来得及了结,由于有关武进陶氏家族大量史料的发掘,陈林一鼓作气将这个专题翻了个底朝天,不但“红学”诈骗元凶陶氏叔侄的家世、生平、人品被彻底曝光,陶湘、陶洙和董康作伪的黑窝点文楷斋也被刨了出来。这些问题,自然与追究陶氏兄弟在袁祖志作伪的基础上进一步造假密切相关。


年后,关于《随园诗话》作伪的问题当然还要算总账。我觉得,“红学界”的草包饭桶流氓无赖谎言家算是彻底隔儿屁了,只能呆若木鸡地眼睁睁看着陈林一个人攻城略地烧杀掳掠,将红楼梦研究的丰富宝藏一个子儿不剩地尽收囊中。

 

《关于随园诗话版本真伪问题的初步判断》一文中,陈林指出:“曹雪芹赠妓女诗,极可能是袁祖志本人所作。袁在上海有为著名妓女题诗评选‘花榜’抬高其身价的癖好劣迹,曹雪芹赠妓女诗即同一风格”。从今天开始,陈林就要将与这个话题有关的史料一一列举出来,让大家看个清楚明白。


1921年3月27日,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一文中写道:


……当时的人多认这书是曹雪芹做的。最早的记载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的一条,今录于下: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红楼梦》的旁证材料,要算这一条为最早。近人征引此条,每不全录;他们对于此条的重要,也多不曾完全懂得。

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3页。


胡适引袁枚的《随园诗话》没有说明版本,罗以民则说,“据包云志的考证袁枚此话应该出自《随园诗话》的道光本”。(参见罗以民著:《子才子——袁枚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00页。)不过陈林暂未找到包云志的相关论述。


说胡适的引文出自《随园诗话》的道光本,其实也不对。据潘承玉《新红学的基础与“新新”红学的张本——〈随园诗话〉涉红记载重考》一文,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同治五年(1866)重刻巾箱本《随园三十种》之《诗话》扉页题:“道光四年(1824)新刊,《随园诗话》,三让堂藏板。”这个本子上袁枚写的不是“大观园”,而是“文观园”。(参见潘承玉著:《求真与问美——古典小说名著新探》。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242页。


罗以民自称“见到光绪十九年(1893)袁枚之孙袁祖志亲自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参见同前,第2页),其中就有《随园诗话》,但他既未说明这个《随园三十六种》究竟馆藏何处,也未说明其中《随园诗话》卷二关于“曹雪芹”和“大观园”的原文叙述究竟如何。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从罗文第七章《归隐随园》的论述来看,胡适的引文似乎全同于袁祖志校印的《随园三十六种》中的《随园诗话》。正因为陈林暂时不能完全肯定这一点,所以在先前的判断中才说“曹雪芹赠妓女诗,极可能是袁祖志本人所作”。


这一重要判断的理据是:


(1)曹雪芹赠诗给漂亮的妓女(校书),这是离奇荒谬的,首先因为曹雪芹并不是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而是曹頫在《石头记》中虚拟的小说人物;其次,按照伪造的“曹雪芹史料”来看,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穷得一塌糊涂,何以能跟妓院的“红牌”拉扯勾搭呢?


(2)袁祖志亲自校印了《随园诗话》,这个坏家伙不但大言不惭地吹嘘“大观园”就是“余之随园”,而且有为妓院“红牌”们题写“花榜诗”抬其身价的劣迹。


陈林判断,正是因为陶湘、陶洙伪造出来的“曹雪芹”形象穷得一塌糊涂,根本不可能有资本去嫖娼,所以陶氏兄弟才会进一步篡改袁祖志的大话,把“雪芹赠云”改成了“我斋题云”,又造出了明义题《红楼梦》二十首用以圆谎。关于后一点的判断依据是:《绿烟琐窗集》通本都是陶洙的字。关于前一点的判断依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收藏的所谓“储赐锦父子”“发现”、“复制”并“珍藏”的《随园诗话原稿》,也作“明我斋题云”。陈林毫不怀疑,这个所谓的“原稿”百分之百通篇都是陶洙的笔迹。


王英志点校本《随园诗话》没有“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句,王英志称丁昶《袁枚》第81页有袁祖志所谓“吾祖谰言,故删之”;可是,罗以民找不到丁昶《袁枚》一书,不知丁说本出何处(参见罗著,第100~101页)。另一方面,参照种种史料记述来看,袁祖志一直是大言不惭地吹嘘“大观园即随园”的。


因此,判断袁祖志首先伪造《随园诗话》有关“曹雪芹”和“大观园”记述的根据,重点就集中在袁祖志有为著名妓女题写“花榜诗”的劣迹上。关于这个问题,陈林今天首先列出的史料,是肖吟新所作《李伯元〈游戏报〉与“小报”的来历》一文(原载杭侃主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收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这篇文章概述了旧上海的“花榜”活动及“嫖界宿将”袁祖志的丑态。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与袁祖志同时的上海著名四大妓女(号称“四大金刚”)之“头牌”艺名竟是林黛玉!


“曹雪芹”或者“明我斋”题写给妓女的“病容憔悴胜桃花”一诗,不是恰好被几乎所有“红学家”认为是题写林黛玉么!


以下就是肖吟新一文的摘录,为方便读者阅读,陈林特作了重新标点和分段处理,特此说明。

 

 

至十九世纪末,上海出版的中外文报纸数以百计,上海已初具中国新闻出版业中心地位。但是,上海的报纸大多以“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为报道旨要,文风内容比较严肃。


至迟在宋代,在中国发达城市中已出现在妓女中进行选美的活动,因选中的第一、二、三名以科举考试的名称被冠以“状元”、“榜眼”、“探花”等名称,故被叫作“花榜”,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读书人或官吏入妓院受到限制或禁止。支持或参与“花榜”也被视为作奸犯科的行为,一旦事发,轻者受罚,重则处死。所以,“花榜”是人们喜欢传闻之趣事,而真正的花榜活动实在不会太多。但是,上海的租界就不受清政府的管辖,而上海又是妓业发达,妓女麇集之地,在上海开埠后的数十年里,妓院又是沪上冶游之重头戏。


早在同治年间,一位自称“刚斋主人”的嫖界老手就在上海主持花榜选美,评出妓女李巧玲为花榜状元,引起轰动。以后,上海几乎每年就有花榜活动进行。1881年上海开出二次花榜,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仲弢)主持了花榜活动,他在《淞滨琐话》中记道:


朱素贞,吴门人,居西公兴,与朱月琴、朱竹卿同居。素贞淡妆素面,不事修泽,而独以幽静期雅胜,文孝廉谐陈氏昆季自粤来,一见遽垂青眼,屡宴其室中。壬午夏季花榜独列三人,一素贞、二竹卿、三月琴,评素贞云:“临风芍药,出水芙渠,不言自芳,凌波独立。”余俱弗录,一时颇招物议,余(仲弢自谓)有小诗调之云:“城北喧传花榜开,文陈并是出群才。朱家姊妹花争艳,贞木合葩独占魁。紊馨岂是无颜色,贞木由来有性情。十万名花齐俯首,文陈毕竟擅才名。”朱月琴籍隶琴川,工词曲,后改名周逸琴,徙居清河坊。


1882年(清光绪八年)上海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花榜选美,主持这次评选活动的大多为社会名流,其中有自称“身历花丛凡四十年”的王韬、“风流教主”邓似周、“二爱仙人”李芋仙、申报主笔“雾里看花客”钱征等。共评出入榜名妓24人,每人附以评语,并以次第排列。她们是:


姚倩卿(侠骨仙心,高立尘表)
李三三(兰心惠质,大雅不群)
姚婉卿(出水芙蓉,天然爱好)
谢小金(瘦影倩梅,芳心荷净)
李赋菱(明眸善笑,翩若惊鸿)
黄绣君(凭眉传语,顾影增娇)
朱正卿(眷妆倚镜,秋波动人)
李迎子(丰肌绰态,醉更娇憨)
张小宝(珠晖玉映,蝶腻莺痴)
姚芳保(绮年妙曲,声动梁尘)
王春林(貌赛京伶,喜亲文雅)
江墨青(柳条婀娜,莲步轻盈)
王爱卿(丰若有余,柔若无骨)
谢月珍(兰茝之气,咳唾俱香)
何卿卿(澧兰沅芷,秀骨天成)
李云仙(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花桂福(娇小轻盈,憨态可掬)
周芍卿(燕剪莺簧,两擅其胜)
王蕉林(花飞柳舞,秀色可餐)
吴薇卿(柳眼含娇,桃腮隐笑)
李小红(低吟委转,妙舞翩翩)
李媚兰(冰壶玉骨,清澈无底)
胡月仙(大雅不群,高怀落落)
王醉香(天然爱好,顾影自怜)


经这次花榜评选,该榜中名列第二的李三三,在之后的近十年中始终被列入名妓之流而名声大噪沪上。


选美是最受市民喜欢的社会性活动,于是上海一旦有花榜活动,市民雀跃欢呼,而妓女一旦花榜有名,其身价倍增,营业蒸蒸日上。于是,长期混迹于花丛中的报人就借花榜抬高自己喜欢的妓女的地位和身价,也有许多妓女希望花榜有名又不惜功夫与支持花榜者拉关系,走门道,所以到了1885年后,上海每年均会有几次花榜活动出现。


据记载,光绪中年,有某广东巨商同时眷恋上海的吴新宝、黄银宝、何双宝三位长三妓女,所到之处就向人介绍——这是他的“如来三宝”,使这三位妓女的身价与日俱增。


十九世纪末,坐落在静安寺路的张园已成为上海最热闹的公共场所(张园旧址在今威海路至南京西路之间的泰兴路两侧,约1920年后废,旧址已改建为住宅区,今该地俗名犹称“张家花园”)。张园内有一幢被叫作“安垲第”的大房子,张园的茶室及许多室内娱乐场就设在这里。当时上海颇有名气的妓女林黛玉、金小宝、陆兰芬和张书玉四位妓女经常出没此地,陪客人啜茗聊天。


当时从武进(常州)来上海办《指南报》的著名文人李伯元(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是清谴责小说《官场现行记》、《庚子国变弹词》的作者)也时常去张园采风,他即仿广东商人的“如来三宝”之法,称这四位名妓是“高坐安垲第山门的‘四大金刚’”,不料仅此轻轻一笔,就使这四位妓女成为清末上海最有名的妓女。


也许是受到“四大金刚”的启发,李伯元就决定创办一份以花榜评选为宗旨的报纸。1897年5月,这份叫作《游戏报》的月刊正式出版了,李伯元还邀请《新闻报》主笔,把自己住宅——“杨柳楼台”建在四马路(福州路)的嫖界宿将袁祖志(他是清初著名文学家袁枚的后代,他的哥哥袁祖德在1853年任上海知县,因劝说小刀会投降而被义军当场砍死)制定花榜评选规则,大致规定:


妓女可以自荐或托人推荐参加花榜评选;
《游戏报》分期登载参加者事迹介绍文章;
市民直接参与投票,根据得票数排定选手名次,登报告布。


以前花榜活动由个别文人主持,缺乏相应的公正性,而《游戏报》主持的花榜则通过市民投票,选举产生,相对说比较公正。在十九世纪末,电影、舞厅、娱乐场还没出现,上海人的消闲娱乐场所无非就是茶楼酒肆、书场戏院,所以当《游戏报》主持花榜,请市民参与活动后,市民竞向投入,而《游戏报》也立刻打开市场,销量与日俱增。


从《游戏报》1897年创刊后,上海先后估计出版了约二十余种以开花榜为宗旨的报纸,其中较著名的有《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春江花月夜》、《新世界报》、《天韵楼报》等。在此之前出版的报纸以登载政治时事的国家大事为主,版面也较大,而《游戏报》及以后的同类报纸的内容以市民生活小事为主,版面也较小,于是这一类报纸就被上海人叫作“小报”,而传统的报纸则被叫作“大报”。中国之“小报”,即以李伯元之《游戏报》为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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